紫外发散｜想象跨性别：包容的逻辑（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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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符合当时的语境，文章中也保留了当时病理化的、歧视性的术语。翻译可能有失精准，读者有兴趣的话可以参看英文原文。
作者简介
David Valentine (He/Him)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双城分校人类学系副教授
他的研究兴趣为文化和语言人类学（cultural and linguistic anthropology），社会正义运动（social justice movement)，性与性别（gender and sexuality），酷儿理论(queer theory)，未来性（futurity），外太空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outer space）
女同性恋与男同性恋社区服务中心
首先，中心是一个地方（place）。[8]它位于西13街的一栋经过翻修的建于20世纪初的学校内，这座建筑的外观曾出现在该中心的标志中（直到2002年更换标志）。中心成立于1983年，是全国现有众多女同性恋和男同性恋社区中心中最古老的之一。到1996年，中心已已容纳了超过300个团体和项目，从同性恋学者联盟(Gay and Lesbian Academics，GLA)到男同性恋SM活动家(Gay Male s&m Activists，GMSMA)；从帝国宫廷体系（Imperial Court System）[1]到“胖是女同性恋议题”(Fat Is a Lesbian Issue，FLAB)；从中心儿童项目（Center Kids，为同性恋父母的子女设立的项目）到老年同性恋环境行动(Senior Action in a Gay Environment，SAGE)的健身课程。中心还设有一个档案馆、一个图书馆，并且在1998年之前还设有社区健康项目。ACT UP（Aids Coalition to Unleash Power，艾滋病联盟释放力量）——相比90年代初期人数已大大减少——在这里开会，而90年代末的性积极活动运动“性恐，慌！”（Sex Panic!）也于1997年夏天在这里诞生。中心还设有一个政策部门，其工作人员就地方和国家立法问题进行游说，并协调年度“动员投票”（Get Out the Vote）活动。在中心外的人行道上，通常有人群聚集交谈、吸烟、吃东西，等待参加会议或刚刚离开会议。在晚上，大多数团体会议举行时，中心熙熙攘攘，活动频繁，充满音乐声、要求保持安静的声音、压抑的笑声，有时还有愤怒的声音。它似乎要爆满了，令人惊讶的是它还没有。中心使用者在种族、文化背景、年龄、性别、表体现、语言等方面都很多样化，尽管中心直到2002年的名称是”女同性恋和男同性恋社区服务中心"，许多使用其服务的人都认同为双性恋或跨性别者。 其中特别是跨性别者会来使用“性别认同项目”（Gender Identity Project，GIP）的服务——咨询、支持小组会议等。
中心的信头底部有这样一段声明：“自1983年以来服务纽约市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社区。”但是这个主张的添加直到中心搬到Meat Market临时地点的一个月后——1998年11月才发生。通过作出这一声明，信头在几个方面巧妙地重写了一段持续的历史。首先，它给予跨性别一段（至少）可以追溯到1983年的历史。其次，将“和跨性别”与“同性恋、女同性恋、双性恋”并列，既暗示了一段共享且不间断的共存历史，同时又区分了它们之间的差异。
并非巧合的是，信头的改变是在回应日益增长的在同性恋组织和空间中包容双性恋和跨性别者呼声。中心在其运营和制度政策中包容跨性别（作为一个类别）和跨性别认同者的做法，展示了这些进程如何在机构环境中的日常决策层面上形成。然而，在中心生活中积极包容跨性别认同者——特别是GIP的建立——并非没有争议，也并非轻易实现。中心有两个人在这段历史中特别重要。执行主任Richard Burns在任期间，中心自1987年以来享有持续稳定的领导，这点官僚制度的特质，是大多数其他类似中心所没有的。伯恩斯的领导对纽约和全国范围内的许多问题的政策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包括包容性问题。这段历史中的第二个重要人物是 Barbara Warren博士，她是中心心理健康和社会服务部门(Mental Health and Social Services，MHSS)的前主任。她在一次采访中回顾了这段历史：
“中心一直有跨性别者参与，但他们并不一定被认定为跨性别者，他们也未必会这样认同自己，因为他们不一定以跨性别身份受到接纳。比方说，如果他们是变装皇后，而且是在帝国宫廷中，他们可以这样做，但即使他们也处于边缘。我认为这让一些同性恋者，我想是男同性恋，感到不舒服，因为尽管在酷儿社区中变装是一个悠久的传统，但那是针对俱乐部的，不一定适合‘体面的’中心。我不认为中心董事会或工作人员曾经有这种感觉，但我确实认为在‘社群’中，就像十一、二年前那样，很多人对此感到不舒服。”（1999年3月2日访谈）
Warren最初接触跨性别认同的客户是在80年代末作为新生的Project Connect的唯一咨询师。Project Connect是中心的一个物质滥用咨询服务，后来成为她指导下的四个项目——包括GIP——之一。通过一位跨性别客户，沃伦开始了解跨性别问题。随着说沃伦是一位富有同情心的咨询师的消息传开，很快全纽约的人都开始寻求性别认同问题的咨询。1989年，Riki Anne Wilchins找到Warren，希望为跨性别者创建一个专门的社会服务项目，Warren去找Burns评估可能性。Warren记得当时的情况：
“所以我去找Richard，Richard对跨性别的唯一了解是Janice Raymond的书。[9]值得称赞的是，他没有直接说‘哦，不行！’而是说，‘这就是我所知道的，这本书遭到强烈反对，很多女同性恋说它是胡扯。'但他愿意了解更多，他愿意让董事会了解更多。那时我在这里已经工作了几年，他们相信如果我说这是一个需要帮助的群体，而且某种程度上适合，他们愿意支持。”（1999年3月2日访谈）
GIP的前身STA[10]的正式成立引起了中心一些同性恋用户的反对。尤其是一个女同性恋活动团体集中力量反对该项目的正式化：
“STA成立六个月后，我们被突袭（zap）了，或者说我被突袭了…[11]这个组织连续三天不停地打我们的电话，找我，留言。这些留言变得越来越有敌意。一开始她们询问‘中心的跨性别者'，然后最后的留言是‘告诉那个管理中心的男同性恋，只有男同性恋才会雇佣一个直女让跨性别者进来'，你知道，‘假装成女人。'这就是那些留言的要点。但我们没有退缩。我们认为她们是错的，而且董事会支持我们。结果通过了。我们遇到过一些事件，有些女性团体的会议试图赶走来参加会议的跨性别者。但我们说‘你们不能这样做。'我们这里从来就没有过仅限女性的空间。我们一直都有包容性政策。所以，你知道，他们本来就不能这样对待任何人。”（Barbara Warren，1999年3月2日访谈）
另一位中心工作人员指出了中心政策的这些转变带来的复杂性，特别是其财政支持者对“包容”表现出的抵触：
“中心要变得更具包容性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但我认为政治氛围表明[让GIP在1990年成立]是可以的。但是当你还要与支持这个机构根基的人打交道时，如何确保每个人都能上桌讨论呢？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处境。山上富有的白人男同性恋对GIP的工作一无所知，[而且]不想与任何跨性别相关的事物扯上关系。所以这是在一个价值数百万美元的机构上冒险，这真的很难。”（匿名中心工作人员，1999年3月1日访谈）
这位工作人员提到的“山”指的是“国会山”，用来表示作为中心主要财政和政治支持者的男同性恋（以及相对较少地，女同性恋）的政治权力，她声称他们中的许多人对“更具包容性”持谨慎态度。这种犹豫确实自90年代初期以来在几个州和地方立法问题上有所体现。在全国层面上，这最明显地体现在人权运动（HRC）——最重要的同性恋政治游说组织——长期拒绝在就业非歧视法案（ENDA）中支持包含跨性别认同者，这个案例我稍后会再回来讨论。
在这些关于包容性和变革的叙事中，有几点值得注意。首先，显而易见的是，“包容性”并非是一个简单的成就。Warren和中心工作人员都将“包容性”视为一种进步性举措，但两人也都指出了反对这种包容的人们的抵制：对变装皇后感到不适的男同性恋者，认为跨性别者是“假扮成女人”的女同性恋者，或者“不想与任何跨性别相关事物扯上关系的富有的白人男同性恋”。1990年一个为跨性别者而建立的官方项目被引入，也以“排除”中心中仅限非跨性别女性参加的团体为前提。另一方面，对于前面提到的匿名海报作者来说，Warren、Burns和其他人所做的工作并不代表足够的包容性。此外，值得注意的是，Warren只提到了对跨性别女性的关注，而跨性别男性显然在这些早期关于包容性的辩论中并未出现——这是另一种排除，一些跨性别男性认为这是GIP一个持续存在的问题。
第二点需要注意的是这些走向包容性的举措如何与中心同时期关于性别、种族和“包容性”的辩论产生共鸣。中心被一些有色人种视为“白人”空间，特别是考虑到它位于富裕的格林威治村[12]。中心工作人员和主任们努力解决这个问题，同时他们也认识到中心官僚机构的结构性要素，即主任职位大多由白人男性担任，而清洁工和维修工人大多是有色人种女性。同样重要的是，虽然“种族”“性别平等”和“跨性别包容性”都是在中心经常讨论的问题——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在其他LGBT语境中也是如此——但它们通常不会被作为相互关联的问题来讨论。
“包容性”提出的第三个问题是操作层面的：包容性如何付诸实践？这个案例很有用，因为它突显了个人决策如何在微观政治层面上塑造政策和机构文化的变化。Warren、Burns以及中心的工作人员和董事会愿意明确地在其运营和使命中“包容”跨性别认同者，展示了社会变革是如何在微观政治层面上发生的。但同样重要的是要注意这种变革发生的更大背景。中心本身——成立于1983年——必须被理解为十年行动主义的成果，这是一个在十到十五年前难以想象的机构。同样，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恰恰是在“跨性别”这个词作为一个集体术语开始形成其含义的时候，GIP的成立也是不可想象的。沃伦注意到，从90年代初开始，
“很快就明显看出它[‘跨性别’]被用作一个伞状术语。我认为我们实际上是第一个在政府文件中使用这个词来描述我们正在做的事情的机构。西海岸的其他人在我们之前已经用它来自我描述。所以我们开始在这里正式使用它，把它写入文件和提案中。过了一阵[1993年]我们接受了一家报纸《[纽约]新闻日报》的采访，他们印出了这个词。这是我们第一次在主流媒体上看到它。”（1999年3月2日访谈）
虽然我不想暗示“跨性别”作为一个类别在纽约的出现与GIP的建立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但纽约中心的机构影响力无疑在90年代初期促进了社会服务机构、政府资助来源和大众媒体对这一术语的采用。
但“包容性”提出的第四个、也许是最有趣的问题是：为什么跨性别者会想要（want）被包括在这样的机构中？相应地，为什么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会抵制这种包容？最后，是什么发生了变化，以至于用沃伦的话说，抵制“过去了”？新认同为跨性别的人想要被中心包容的原因既简单又复杂。简单地说，从政治角度来看，当一个在主流美国社会中因性别/性取向差异而被标记的群体需要获得一系列服务和支持，女同性恋和男同性恋社区服务中心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选择。此外，跨性别认同者争取包容的原因恰恰是，正如我前面提到的，正是通过制度化，一个群体的诉求才能得到国家的认可。但同时，正如我在第一章中概述的那样，尽管（某些）同性恋者有所抵制，许多认同为同性恋和跨性别的人看到了他们在共同的社会排斥中的历史关系，即使他们一直在厘清彼此之间的差异。
最后，我要做一个相关的观察——这与这些问题直接相关，尽管一开始可能并不明显：关于中心最奇怪的事情是我几乎没有关于它的田野笔记。在我的实地调查期间，大多数周我每天至少会去一次。中心是我田野工作的基地，是我获取资源、进行采访、领取外展工作[2]用的安全套以及可以打字记录田野笔记的地方。我有很多关于GIP的笔记，但很少有关于中心本身的笔记。回头看，原因很明显：中心是一个“女同性恋和男同性恋”中心，虽然GIP位于那里，但这在当时对我来说似乎并不重要。然而，正如我所论证的，正是在“男女同性恋”的环境中，”跨性别"作为一个类别形成了其大部分形态和含义。
这个关于中心“包容性”的简要历史有助于说明社会变革是如何在像中心这样的组织的小规模和日常运作中历史性地发生的。接下来，我想探讨“包容性”的情感和操作在一个特定时刻的表现，即1996年全国男女同性恋工作组（NGLTF）的“创造变革”会议。
创造变革：归属感和排斥
关于“创造变革”的第一件事：它不是一个地方。相反，它是在NGLTF的主持下，每年举行的为期五天的集会，有数千名女同性恋和男同性恋（“以及”“and”如我们将看到的,双性恋“和”“and”跨性别）活动家参加。NGLTF是最重要的全国性组织，致力于男女同性恋（“以及and双性恋和and跨性别”）的草根行动。“创造变革”是一场流动的盛会，每年秋天在不同的城市举行，从华盛顿特区到圣地亚哥，从匹兹堡到奥克兰，将千篇一律的会议酒店转变成行动主义、战略会议、研讨会和专题讨论的热点场所。
1996年11月的一个周三清晨五点，我被巴士带到了华盛顿特区，同行的有中心的每一位全职员工，从执行主任Richard Burns到新来的维修工Flo。我去是因为 Barbara告诉我“你应该去看看”，而且我可以免费搭乘巴士。我把它合理化为田野调查，因为我知道那里会有几位跨性别活动家。但是就在巴士开出的时候，我开始后悔放弃了几天做我的“真正的”田野工作：外展、酒吧、俱乐部和Meat Market。我们周三就出发是为了参加会前的“种族研讨会”，在这一天白人和有色人种将分成不同的工作坊，讨论同性恋和女同性恋“以及and双性恋和and跨性别”社区中的种族、种族主义和种族排斥问题。鉴于中心最近发生的一些种族冲突事件，让全体工作人员都能参加这些工作坊被认为是至关重要的。到达酒店后，我加入了白人组。当我们进入研讨会已经开始的房间时，在场的人都鼓掌欢迎。似乎我们已经到达，归属感十分强烈。
这两个主题——归属感和对排斥的愤怒——贯穿了那五天。确实，在全国同性恋运动中包容有色人种以及双性恋和跨性别者是工作坊、非正式对话和公共活动的核心。双性恋和跨性别活动家大举出动，许多同性恋活动家也为他们发声。例如，周四上午有一个社区中心研讨会，这是一个面向全国各地运营社区中心的人员的工作坊，约有七十人参加。工作坊由Richard Burns主持，讨论的议题是创建一个全国女同性恋和男同性恋社区中心协会的提案。房间里的讨论很快转向了“包容性”的问题。为什么不叫它全国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社区中心协会？有人质问道。Burns指出，如果中心实际上并没有为这些群体提供空间和服务，那么包含“B”和“T”是不公平的。然而，当问及房间里有哪些中心提供这样的空间和服务时，每只手都举了起来。讨论来回进行，有时变得相当激烈，但没有得出结论。这只是那个周末呼吁“包容”的开始。但同时，虽然对跨性别和双性恋的包容推动了这次讨论，前一天种族研讨会中如此普遍的种族“包容”问题却从未被提及。
周六是会议最重要的一天，也是最紧张的一天。上午9点，有一个跨性别活动家的交流会议。一个与双性恋活动家核心小组联合的非正式联盟被建立，我们在10点加入他们讨论当天的战斗计划。计划的活动如下：一个是在人权运动（HRC）的展位前示威，抗议他们拒绝在ENDA中包含“性别认同或表达”作为受保护类别。但最重要的是——最后的关键之举——是计划在周六下午全体会议前在2,500名活动家面前占领讲台，并宣读一份声明。
就在正午前，人们开始涌入酒店宴会厅，准备听取纽约中心公共政策主任、著名的波多黎各女同性恋和社会主义活动家Carmen Vazquez面向全员的演讲。在Vazquez预定发言前几分钟，两个人走上讲台——一个认同为双性恋，一个认同为跨性别。他们每个人都简短地谈到了过去几天因为与会者未能使用“包容双性恋和跨性别者的语言”而感到被排斥的诸多方式。与此同时，菲利斯·弗莱，国际跨性别法律和就业政策会议（ICTLEP）的创始人和执行主任，正在巨大的宴会厅四周贴上写着“以及and双性恋和and跨性别者”的标语，贴在每个“全国同性恋工作组”的横幅或海报上。
然后，在一个戏剧性的停顿之后，发言者要求所有认同为双性恋或跨性别的人来到大厅前面。在热烈的掌声中，约有二百人站了起来，走向前方，许多人穿着“跨性别威胁”（Transexual Menace）T恤，相互拥抱，挥舞拳头，举着写有“以及and双性恋和and跨性别者”的标语。然后两位发言者要求在场所有在会议期间使用过包容双性恋和跨性别者语言的人站起来。房间里几乎所有人都跳了起来，又是一阵掌声。最后，对那些仍然坐着的人，其中一位发言者要求他们如果承诺在未来的工作中包容双性恋和跨性别者的关切，就请站起来。整个房间的人都站了起来，热烈鼓掌。
关于这些天这些事件的情感影响，有一些本能的、直接的东西是我无法在这里捕捉的，无论是归属感还是对排斥的愤怒。然而情感是核心，因为它指向了身份政治在身份边界谈判中变得如此充满情感的方式。在上述事件之后，1997年，NGLTF改变了其使命声明（尽管没有改变其名称）以“包容”双性恋和跨性别者；在进步组织中，双性恋和跨性别包容性的语言似乎已成为常态。
那么，在所有这些热烈的支持和变化之后，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围绕这个问题的行动主义还在继续？一个原因是我前面引用的中心工作人员所强调的：虽然2,500名左倾的基层活动家可能都支持“双性恋和跨性别包容”，但这样的想法并不总是受到（坚定的）同性恋社区其他群体的欢迎。我可以从上面讲述的故事中描绘出几种“包容性”和某种”进步”的方式：在强大的纽约中心设立性别认同项目（GIP）；在中心的信头底部或NGLTF的使命声明中包含“跨性别”；或者在HRC工作人员愿意在我们抗议他们的展台时倾听双性恋和跨性别活动家的关切。
然而，就像“清理”性别/性取向变种身份的历史一样，这种直接行动及其结果也有其历史。1970年5月薰衣草威胁（Lavender Menace）在第二届团结女性大会上占领讲台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在那里，女同性恋抗议者要求女性运动承认和包容女同性恋的特殊关切，这些关切到那时为止一直被刻意忽视。但是，就像70年代初期变装皇后、异装者和其他人的要求一样，薰衣草威胁的抗议者要求重新定向形成行动主义基础的类别——后者是“女性”这一类别，前者是“同性恋”这一类别。不过，在“创造变革”会议上，虽然包容的要求被广泛提出，策略也并不新颖，但目标在性质上是不同的。跨性别活动家争取包容一个新的类别，这个类别建立在非规范性别身份和性取向是分开的问题这一主张之上。
这些动态既受历史也受当代问题的影响。对包容性的诉求针对的是那些被认为态度顽固的妥协派同性恋领袖们。就像反对同性恋运动妥协主义策略的石墙暴动后的左翼活动家一样，跨性别活动家在对“包容”的抵制中看到了一种担忧，即担心这会阻碍同性恋运动已经取得的成果。这确实是HRC不在ENDA中包含“性别认同或表达”的原因，这种担忧也不是无关紧要的，因为“跨性别”也可以被社会保守团体用作新的话语工具，将同性恋运动描述为偏离常规、反家庭和非美国化。
然而，这次会议最引人注目的是跨性别和双性恋活动家的关切与前两天明显的反种族主义活动之间的相对脱节。虽然活动家们在整个会议期间都在讨论有色人种和跨性别/双性恋活动家的关切，但这些关切通常没有联系在一起。卡门·瓦兹克斯面向全员的演讲是一个将它们联系起来的时刻：瓦兹克斯热情洋溢地呼吁建立一种同性恋政治，这种政治将通过承认其在有色人种社区、工人阶级社区以及跨性别和双性恋认同者历史中的深层根源和共同关切而得到转变。在呼吁包容之后，瓦兹克斯的演讲也获得了属于自己的掌声。然而，除此之外，在“创造变革”会议上，“种族”和“阶级”似乎最常被理解为分析和社会行动的独立类别。在言谈和实践中，它们与“性取向”和”性别”一样，作为一种差异并存，是同性恋运动中必须参与和讨论的问题，但不会如瓦兹克斯所强烈要求的那样，对组织会议的主要类别——“性取向”——产生破坏性或转变性的影响。
在下一节中，我将检视这些问题在上述事件发生几年后的立法倡导中是如何展现的。虽然我接下来提到的社会领域是全国立法层面，但它涉及同性恋组织中“包容性”的问题——以及种族和阶级在其政治中的地位——因为相关的参与者。在关于立法中跨性别包容语言的辩论中，“包容性”标志着一种进步性举措，但同时也实现了“差异”民主代表模式的制度化。在这种模式下，行动和分析的类别未经审视。
仇恨犯罪和类别危机：性别公共倡导联盟与人权运动
关于性别公共倡导联盟（GenderPAC）和人权运动（HRC）的第一件事：它们之间的关系很不融洽。HRC在ENDA上的立场特别引起了跨性别活动家的强烈不满，当GenderPAC在1996年成立时，修改待决法案被视为优先事项。另一方面，自GenderPAC成立以来，HRC曾为其接触国会议员提供便利，并就游说事宜向GenderPAC成员提供建议，同时（直到2003年）坚持上述立场：即同性恋身份与跨性别身份是分开的，在ENDA法案中包含“性别认同或表达"不仅会使其失败，而且还会与这种区分相矛盾。
但在1999年3月，一些GenderPAC成员——包括我——受到HRC的邀请，参加在华盛顿特区举行的招待会，以表彰ENDA和刚刚引入的仇恨犯罪预防法案（HCPA）的支持者。HCPA是由仇恨犯罪联盟推动的一项法案，这是一个民权组织的联盟组织，其中包括HRC、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以及——也许在几年前是不可想象的——GenderPAC。随着当时最近发生的怀俄明州Matthew Shepard、德克萨斯州James Byrd和阿肯色州Billy Jack Gaither的谋杀案获得广泛报道，HCPA法案的支持者对其通过持谨慎乐观态度。Shepard和Gaither都是同性恋男性，他们的谋杀案被广泛报道为出于恐同心理的仇恨犯罪，而Byrd的谋杀案——一名黑人男子在德克萨斯州被一群白人男子用卡车拖行致死——激发了围绕仇恨犯罪立法的反种族主义活动。这三起谋杀案的联系凸显了在种族和性取向，以及性别、宗教和民族问题上工作的团体之间的联盟。该法案旨在整合和加强现有的联邦仇恨犯罪立法，其中包含了“实际或被认知的……性别”作为受保护类别的措辞，这在ENDA中明显缺失。[13]正如在“创造变革”的草根行动者，围绕仇恨犯罪的全国性活动和倡导将人们团结在不同问题周围，但通过共同的社会不公正经历联系在一起。然而，就像在“创造变革”一样，这种联盟同时标志着对相似目标的认可，也暗示了对它们之间差异的主张。
Riki Anne、Carrie、 Julia和我——穿着保守，略显紧张——乘火车前往华盛顿，计划着要对HRC的工作人员、立法助理，如果有机会的话，对国会议员们说些什么。我们一致同意应该强调GenderPAC致力于保护所有性别表达不符常规的人，而不仅仅是那些认同为跨性别的人，这是GenderPAC政策中的一个核心观点（我将在第六章讨论）。到达华盛顿特区后，我们与另一位GenderPAC成员Dana Priesing会合，直接前往朗沃思众议院办公楼。国会办公楼的走廊又长又高又凉爽，你能听到自己脚步的回声，像一本书合上时发出的悦耳完整的声音。在这里，你几乎能闻到权力的味道，它让人陶醉。一找到大型接待室，我们就开始四处交际，并向人权运动组织(HRC)的成员和立法助理强调在就业非歧视法案(ENDA)中加入保护跨性别者和其他性别变异者的条款的重要性，就像在仇恨犯罪防治法案(HCPA)中那样。
我们五个人在房间里四处走动，与那些有影响力的人物会面，提醒他们那些鲜为人知但同样残忍的案件——仅在1999年头几个月就有五名跨性别女性被杀害。我谈到了Vianna Faye Williams，我将在第六章讨论她的谋杀案。一位HRC工作人员向我保证，立法者在立法辩论中会明确表示HCPA应该包括跨性别认同者，这是指导法官解释立法范围的重要一步。似乎HRC对在HCPA中包含这样的语言比在ENDA中包含这样的语言的担忧要少。
过了一会儿，参议员Edward Kennedy来到讲台发表演讲，赢得热烈掌声；之后是几位众议院议员。作为为数不多的公开的同性恋国会议员之一的Barney Frank众议员长篇大论地谈到了两党合作，以及认识到“男同性恋、女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是仇恨犯罪目标的重要性。然后，在肯尼迪参议员、众议员们和所有其他人面前，HRC的执行主任Elizabeth Birch特别感谢了出席的“跨性别活动家”，并点名提到了Riki和 Nancy Nangeroni（另一位GenderPAC活动家）。我们隔着众多要员的头顶相视而笑，挑起眉毛。
然而，对Riki来说，这种认可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对GenderPAC的认可是一个重要成就。另一方面，将她归类为“跨性别活动家”，削弱了她旨在参与的更广泛的性别差异政治，在这种政治中，正如她所主张的，不仅是跨性别认同者，而且同性恋、女同性恋、双性恋和异性恋者也经常因为性别变异表达而受到歧视。正如我们将在下一章看到的，这种政治立场产生了它自己的动态，跨性别活动家声称瑞琪本质上是在“排除”跨性别者，因为她拒绝通过那个类别来构建她的政治。
但是，在这里，我想提出另一点：“实际或被认知的性别”可以被战略性地包含在HCPA中，部分原因是该法案有更大的通过机会，但也因为它与“性取向”一起，与其他社会差异类别并列：种族、民族、宗教。根据同样的逻辑，它们可以被同样战略性地从ENDA中排除，因为跨性别者，就像犹太人或非裔美国人一样，被视为一个独特的群体。此外，尽管“实际或被认知的性别”的立法措辞旨在说明比针对跨性别认同者的暴力更广泛的暴力范围，但在提到瑞琪时将这一类别称为“跨性别活动家”重申了一个统一群体的差异性。如果“跨性别问题”被认为类似于——但不同于——同性恋问题，那么“包容”话语的效果同样可以用来排除：排除某些法案中的跨性别包容性语言，并在跨性别认同者和男同性恋/女同性恋者之间划出清晰的界限。更重要的是，它排除了性别差异（或种族、阶级或宗教）影响“性取向”的想法。最后，将种族（或宗教、民族等）与性取向或性别分开，在立法和政策背景下将这些关切分开。
在下一节中，我将探讨在国会那些与现实隔绝的大厅之外，种族、性别、性取向、年龄、阶级以及其他社会差异是如何彼此交织在一起的，这种交织方式是无法用分立的立法、行动主义或社会服务类别来解释的。
2002年后记：需要整个村庄
在上述事件发生后的这些年里，这些问题已经得到广泛讨论并采取了行动。尽管女性运动与跨性别女性之间的关系在历史上很复杂，但1997年全国妇女组织（NOW）通过了一项决议，承认跨性别女性在NOW中有一席之地。在纽约市和美国其他司法管辖区，已经制定了立法，将仇恨犯罪和反歧视法扩展到包括跨性别和性别多元人群。此外，1998年12月，HRC发表声明“强烈支持打击基于真实或被认知的性别认同歧视的公共和私人倡议”。声明继续说：“[HRC]致力于与跨性别社群建立互惠互利的关系。我们希望这种关系将有助于形成和制定一个共同愿景，即一个尊重和尊敬所有人而不论其性取向或性别认同的世界”（《面对面》1998）。[14]2001年，HRC在其使命声明中加入了“跨性别”，2003年，该组织最终同意在ENDA中加入跨性别包容性语言，尽管它继续支持目前仍在众议院的非包容性版本（但见第258页注9）。需要再次强调的是，所有这些转变都体现了对包容性的关注，标志着相关组织政治愿景的重大进步。但正如我上面所论证的，包容性并非是一个简单的举措，也不是一个简单的进步故事。
在考虑这些转变之前，我想再次回到纽约和本章的第一个民族志现场。1998年底，中心搬到了小西12街的临时办公地点，为其附近13街地点的翻新工程让路，直接进入了我的另一个主要田野调查地点——Meat Market。格林威治村和Meat Market位于该市第六警区内，由于自1969年石墙暴动以来不得不容纳大量且有影响力的同性恋和女同性恋人群，该区据说对非规范性别和性取向持宽容态度。
1998年11月，正值该中心迁入新址之际，《纽约》（New York）杂志报道了毗邻的高端住宅区的中产白人居民发起的抗议活动（Horowitz 1998）。这些居民一方面标榜自己的"宽容（tolerant）"，另一方面却要求警方严厉打击Meat Market的跨性别女性（fem queen）的性交易活动，声称此类行为导致犯罪率上升并影响其"生活质量"（参见Chesluk 2004）。诚然，1998年末该区域确实发生了多起涉及自我认同为跨性别者的凶杀案。这也导致当地居民乃至更大范围的纽约市民都将犯罪与性交易联系起来。尽管居民予以否认，但中心工作人员将舆论与该（跨性别包容的）中心进驻Meat Market联系到了一起。工作人员指责抗议者十分伪善。格林威治村（Greenwich Village）的同性恋社区抵抗、抗议警方对公开或私下的性活动的骚扰的历史，也已经有数十年之久。格林威治村本身更是石墙事件国家国家纪念区的所在地。更值得注意的是，居民特别针对有色跨性别认同的性工作者的这一事实，被本地活动家进一步指控为种族主义与跨性别恐惧症的双重体现。第二章讨论的市政厅会议实际上正是对居民抗议的部分回应。部分与会者提出，正是由于中心对认跨性别认同者群体的"包容"政策引发了居民恐慌，并促使警方针对Meat Market的性工作者和采取行动。由此可见，"包容"以多种方式与"宽容"的格林威治村的性工作者、有色人种群体勾连在一起。当这些问题触及政治经济结构、财产所有权、种族、犯罪、舆论以及何种性行为被视为可接受的的认知之间的复杂网络时，便变得让人担忧了。
Meat Market的性工作问题并未如人们所预期的那样得到解决。2002年5月初，村落的居民通过一个名为“困境中的居民”（Residents in Distress，简称RID）的组织，发起了一场抗议活动，地点选在了石墙旅馆对面的公园，而石墙旅馆被认为是同性恋（以及双性恋和跨性别者）运动的发源地。RID少的可怜的的成员在人数上远远不及反示威者，比例至少为1比15。这些反示威者包括梅丽莎（Melissa）（现在是当选的民主党县级司法代表）、多个社会服务机构的员工和服务对象（其中许多人是我在田野调查研究的参与者）、纽约性/别权利倡导协会（New York Association for Gender Rights Advocacy ，简称NYAGRA）的成员、城市的政治家、我自己，以及我当时在纽约大学教授的一门名为“跨性别历史、身份与政治”课程的学生。RID的成员当然并非全是同性恋者，不过他们代表了白人中产阶级的精英同性恋（尤其是在反示威者的眼中）。而规模更大的反示威活动则更加多元化，参与者中有许多年轻人，非裔或拉丁裔美国人，以及许多跨性别认同者，所有人都挤进了那个小小的三角形公园。
这场活动演变成了一场激烈的争吵，一位市议员试图在双方之间调解。在这个极具象征意义的地点，关于包容与排斥的争论不断交锋，更同时激活了当下的关照与历史上在这片土地上发生的关于体面与“招摇（flamboyance）”、宁静与喧嚣、隐私与公开、妥协与对抗的斗争。但这一次，阶级和种族差异的影响更加明显。当晚，反示威者不止一次指向石墙旅馆，高喊“跨性别者”发起了那场革命，正是这场革命使得同性恋者能够成为政治上被联系在一起的群体。尽管RID没有明确将他们的诉求与跨性别者或有色人种联系起来，但他们对村落里的噪音、性工作和毒品的抱怨，可以被解读为针对有色人种跨性别青年的隐晦指责。反示威者尤其愤怒，因为市议会仅在几天前通过了第24号提案。这项法案通常被称为“跨性别权利法案”，它扩展了该市人权条例中“性别”的含义，将其涵盖“实际或感知的性别，还应包括一个人的性别认同、自我形象、外貌、行为或表达，无论这种性别认同、自我形象、外貌、行为或表达是否与传统上出生时法律上指定的性别相关联的特征相同与否。”简而言之，尽管没有使用“跨性别”一词，该法案明确旨在将当地反歧视法的适用范围扩大到跨性别者，市政府甚至制作了一张明信片作为公众宣传活动的一部分，宣传该法案的条款（见图6a&b）。[15] RID的示威活动似乎与这一胜利背道而驰，或许正是由于这些事件在时间上相邻，使得当晚的辩论一再转向村落中或历史上的对跨性别者的“包容”与“排斥”问题。
然而，正如1998年关于中心搬迁的辩论一样，RID的示威活动凝结了一系列更广泛的问题：不动产价值、受阶级/种族影响的社会价值观、治安与自由、城市更新以及对城市空间民主使用的理想。如果说“性交易”问题是RID明确关注的焦点，那么它背后则是一个更普遍的社会想象，即与公共性、黑人身份、贫困、混乱和危险相关的历史和当代性别多样性。因此，“跨性别包容”成为了这次示威活动的一个引爆点，就像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性别多元（gender-variant）的“招摇”行为或“男性认同（male-identification）”一样，尽管所有这些形象都代表了更深层次的意义。当RID的代表泛泛而谈毒品使用和居民对遭受攻击的恐惧时，反示威者高喊他们是在“刻板化跨性别者”。而当RID激烈否认种族主义的指控时，反示威者则喊出了在Meat Market或附近被谋杀的黑人和拉丁裔性工作者以及跨性别女性（fem queens）的名字。
对我来说，那个夜晚是我在此探讨的这一动态中一个特别凝重的节点。我和我的学生们的在场、石墙旅馆对面的地点、第24号提案的近期通过、作为提案发起人之一的市议员的出席、跨性别女性（fem queens）和社会服务机构代表的出现……所有这些都表明，“跨性别”作为一个政治行动类别，通过“包容”这一多元决定（overdetermined）[3]的模式，不仅促成了关于阶级、种族、性别及性差异（gendered, and sexual difference）的辩论的转型，同时也导致了这些辩论的简化。
两个月之后，在2002年的6月下旬，中心搬回到了它原来在十三大街的位置。在开张的时候，中心的新标志和新名称都正式被采用了。中心门面原本的图像也被醒目的橘色旭日所代替，它四射的光芒代表着包容里所蕴含的多元（见图像7）。从现在开始，Richard Burns宣布这个地方将被称作“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社区中心”（The Lesbian, Gay, Bisexual, and Transgender Community Center）。就像在Creating Change会议的时候一样，观众之中里爆发了一阵掌声和叫好声。
包容与多元
在本章中的好几次转变——言语上的以及历史上的和地理上的——标记着一系列有关“包容”论断的争论。一方面，像中心，NGLTF（National LGBTQ Task Force)，HRC（Human Rights Campaign）甚至NOW（National Organizaiton for Women）这样的组织——在各种方面——都已经将跨性别认同活动家们的诉求纳入到了他们的组织之中。另一方面，与“包容”的意涵完全相反，被认为是排斥的行动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被这些相同的或者其他组织，抑或是抗议者们所施行。最终，不同种类的“包容”互相共鸣却又互相龃龉。
但是，这些动态不一定互相掣肘，它们之间也并不一定是非此即彼的关系。那个匿名在中心的通知板上张贴告示的人显然是觉得自己被排斥了，尽管中心付出了努力想要让他或她觉得自己被包容了。在Meat Market抗议性工作（sex work）的居民也是在性工作、犯罪，甚至可能是贫穷的有色人群和与Village一直以来宽容和包容的景象之间，平衡他们想要的排斥。HRC非正式但重要地将GenderPAC纳入华盛顿隐秘的政治内圈，公开承认跨性别领导人和议题，甚至其在跨性别包容性语言（transgender-inclusive language）上的态度转变，这些方面都与跨性别者有着和同性恋者在政治和社会历史、目标和需求上不同的主张这一点相对立，前述这一立场事实上也是大部分跨性别活动家的共同观点。
如前所述，针对身份政治的批评认为，将社会议题简化成一个个单一的利益群体忽视了我们命名的社会差异分类，比如性/别、阶级、种族、年龄等等之间的交叉。从这个角度来说，试图在以身份为基础的群体之内呈现这些领域，不仅没有挑战这些群体本身的边界，反而还加强了某个群体的中心诉求。诚然，扎根在多元化的模型里的种族不平等、阶级差异或者性别政治，通过包容的比喻被囊括在主流的同性恋行动主义之中。这已经成为有色人群、非美国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工人阶级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或者越来越多的跨性别认同者在一场默认中产阶级和白人身份的运动之中被代表的模式。就如Warner(1993)所言，自由左派的“彩虹理论”是一种对这些身份的具体化以及“将权力简化为成员资格的形式主义（formalism of membership）”。同样地，Homi Bhabha提出“多元化”是对“差异化的遏制”(Rutherford 1990: 208, 强调原文)，然而在“多元化”政治的分类里非常真实的社会差异却又被噤声了。就同性恋行动主义的语境而言，Duggan(2003)正是把对“多元化”的关注点放在了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同性恋政治从注重社会变革、经济正义和性解放的激进社会运动转变为关注在现有政治结构中运作的“平等权利”这点上，这一重点转变在HRC的立法和政治议程中得到了彰显。的确，HRC“致力于与跨性别社区建立互惠互助的关系”的宣言恰恰说明了“跨性别社区”是一个独立且不同的实体这一观点。
Douglas(1992 [1966]: 38) 写道，“当一些事情被明确归类为异常的时候，它不属于的集合的轮廓就被清晰地界定了”。电话骚扰、演讲台挟持、仇恨犯罪立法、街头抗议等事件的强烈情绪反映了Douglas在分类危机中意识到的危险。这个危险存在于更广阔的文化和历史上的非常规性别表达（non-normative gender expression）和泛滥的性（sexuality）、性工作、恋物癖以及与之相伴的街头生活、黑人身份和贫困之间的关联。这些关联正是主流男同性恋与女同性恋行动主义已努力将其与同性恋（homosexuality）脱钩的东西，即使它将种族主义、贫穷和性别平等当成了同等的问题。然而，重要的是，尽管对于非常规性别人群（gender-non-normative people）在同性恋政治和社会形态之中的地位和成员资格的争论有着悠久的历史，但在21世纪早期，“跨性别”这一概念的“集合”，与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情况相比，已经产生了质的不同。虽然对“包容”的诉求在前石墙和后石墙时期开启了许多争论，那些诉求还是隐约地被认为是一个叫作“同性恋”的“集合”的一部分。“跨性别”不仅允许跨性别认同者组织和命名他们自己，或者要求包容，而且它还可以并且已经服务于正当化同样是基于跨性别认同者和同性恋者在存在论上不同这一主张的排斥。
我会主张，尽管存在着对“包容”的排斥，主流同性恋组织已经开始依赖跨性别群体，不仅仅是为了将自己定义为一个独立的集合，像道格拉斯所说，而且是因为跨性别吸纳了性别多元的行为和身份，从而将其从“男同性恋”分类（以及以不同的方式，从“女同性恋”）中去除。这就是说，跨性别不仅为（隐含着的白人、中产、值得尊重、私人、可靠以及最深层的，男性的）“同性恋”提供了一个对比，它（同性恋）可以定义自己但同时让任何性别多元的行为，甚至是那些自我认同为同性恋的人，越来越多地被归入跨性别这一分类里。讽刺的是，即使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活动家担心跨性别者会破坏他们的运动，却正是男同性恋、女同性恋和跨性别者对其在身份方面存在论意义上的区分的接受，强化了主流同性恋政治中种族化和阶级化的多元化政治。哪怕许多活动家和学者们都在质疑同性恋政治的“多元化”模型并坚持要求一种能够改变种族、阶级和政治关系的政治（例如Chasin 2001, Duggan 2003, Maskovsky 2002），在制度性语境下这些批评都一再被简化成简单的“包容”二字。
因此，解决那些生活被新自由主义经济和政治重组以及随之而来的将政治被简化为群体代表而改变的人群的关切是不可能的。在这个情况下，我最关心的事情是Meat Market的跨性别女性被这些过程双重剥夺权利。一方面，她们受到公共空间企业化、转变了的种族主义模式、国家支持的限制以及“生活质量”监管的残忍影响，而这些问题又与她们的贫困和种族身份交织。另一方面，那些挟持了种族、社会和经济正义术语的身份政治无法解释他们的处境，因为正如我在第三章中所展示的一样，他们对自我的主张不能通过“LGBT”政治的清晰区分来理解。尽管跨性别议题被“包含”在了同性恋组织之中，这种“包容”的条件却是要求与Meat Market女性跨性别者所颠覆的类别保持一致。然而，ta们对包容的政治的挑战并不仅仅是命名或表征的问题。而是，ta们对自我的理解挑战了这些政治的根本，即，性/别之间的存在论区分以及将这些分类视为与种族、阶级、文化等同等但又独立的概念。如此，LGBT政治和包容与排斥的话语不仅关乎种族和阶级的政治，（它们）同样也是关于性/别的政治，尽管是以Creating Change会议与会者和其他活动家甚少涉及的方式。
在下一章，我会将我的分析拓展至检视当代跨性别行动主义的中心关切之一——跨性别认同者所经受的暴力。如果包容的逻辑生产出了不同秩序的排斥，那么围绕暴力的行动主义则被另一些问题所复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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