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外发散丨跨性别无政府主义的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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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旨在探讨无政府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与跨性别运动的倡议之间的联系。这些无政府主义原则包括直接行动（direct action）、互助（mutual support）、自决（self-determination）以及革命性暴力（revolutionary violence）。而跨性别运动的倡议重点则包括去病理化（depathologize）与反对制度性暴力（institutional violence）。我们并不预设“跨性别”或者“无政府主义”的本质，而是去识别跨性别运动的政治策略与自由意志主义（libertarian）之间的相似性。

通过阐述“跨性别无政府主义（tranarchism）”，本文希望呈现自由意志主义对自决、自治与自由之不可分割性的主张，与跨性别运动中去病理化、拒绝国家政策逻辑及挑战主流学术知识的坚持，在实践中的内在关联。

此外，本文也注意到，无政府主义运动常常排斥所谓的“身份认同（identitarian）”议题（JEPPESEN & NAZAR, 2012），例如性别议题。我们认为，这种排斥与无政府主义反对一切权威的原则背道而驰。尽管跨性别运动内部存在诸多差异，但它在对抗国家压迫与知识压迫方面，展现出鲜明的自由意志主义倾向（BAKUNIN, 1975）。因此，我们运用无政府主义理论框架，借由赫尔曼（Herman, 2015）提出的“跨性别无政府主义（tranarchism）”概念，呈现两者的交集。

论病理化与制度性暴力

赫尔曼（Elis L. Herman, 2015）回顾了关联跨性别与无政府主义的文献。他不同意“身为跨性别者”与“身为无政府主义者”之间存在内在联系，并认为，要讨论这种联系，需要对“跨性别”有确切的定义，而鉴于跨性别者的多样性，简单的定义显然不可取。不过，他承认“性别异见”（gender dissidence）具有颠覆性，在历史上长期抵制国家暴力。正如他所言：“性别非常规人群有着反抗国家压迫的悠久历史。”

他也指出，揭露学术界内外的顺性别性（cisgenderity）及其规范，触及了反抗知识压迫的核心。据此，我们将跨性别无政府主义视为自由意志主义的延伸，是跨性别运动中对抗制度性暴力这一取向的体现。我们的分析聚焦于制度化的知识生产场所。为了理解这一视角，必须先剖析我们的批判对象：学术界的顺性别规范性（cisnormativity）。

20世纪中叶，欧美生物医学界与精神病学界创造了“易性症（transsexualism）”、“异装癖（transvestism）”和“变性（transsexuality）”等术语。自60年代起，“易性现象”被视为一种临床诊断。这些阐释深远地影响了跨性别者的生活：一方面，它让激素和手术等医疗程序得以制度化，直到今天，这些医疗手段也被视作“变性”；另一方面，一种关于“跨性别者”的理想模型随之确立。围绕跨性别者的叙事被简化为一种“易性”状态，ta们的痛苦被全盘归因于跨性别身份（Pfeil, 2023）。

在这个过程中，Harry Benjamin国际性别焦虑协会（Harry Benjamin International Gender Dysphoria Association，即现在的WPATH）于1979年成立。80年代，《国际疾病分类》（ICD）与《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SM）正式将跨性别列入疾病名单。不同国家的公共医疗系统也逐渐基于这些诊断标准设立了易性症治疗流程。

一方面，跨性别在顺性别专家的主导下被概念化为一种疾病；而另一方面，“顺性别性”直到90年代末，才由缺乏制度合法性、游离于主流学术界之外的跨性别者的自主运动提出。在ICD和DSM的历史中，从未有过对“异性恋”或“顺性别”的定义。规范（the norm）从不命名自身，它只通过命名“他者（the other）”来确立“自我（self）”。 这种顺性别异性恋规范（cisheteronormativity）（Bento, 2006），至今仍深植于各国的跨性别门诊中。

赫尔曼观察到，这种规范尤其在机场、边境等受到高度监控的空间中的运作：跨性别者不断受到审查，被迫证明自己的性别，或者只能选择消失在人群中，以免因证件与性别“真相”不符而被阻拦。这证明了规范具有物质性的一面。它虽然是一种观念，却能以国家安全、传统家庭或“客观”科学的名义，施加真实且极为暴力的影响。

如果一个人质疑规范、指出自己被他者化、证明科学知识存在偏见，或者揭示顺性别性的社会建构性质，ta往往会遭到排斥。Pfeil & Pfeil (2022)将这种现象称为“命名的冒犯（offense of naming）”：当跨性别者命名“顺性别”并将其“非自然化（denaturalizing）”，习惯了“正常”地位的顺性别者会感到被冒犯。

这种只属于顺性别异性恋者的自然化状态受到制度保护，当然了，ta也需要是白人、健全的身体（MELLO AND NUERNBERG, 2013）。任何对其的挑战都被视为对科学权威的威胁。学术界自称知识生产是公正中立的，但“易性症”诊断背后却总是隐含着顺性别规范、父权制预设以及社会文化偏见。

鉴于这一系列制度对“易性症”概念的支配及其物质影响，对这种知识压迫进行无政府主义批判是必要的。因为正是由于这种压迫，过去，跨性别者在学术界从未被视为研究者，只能成为精神病学和精神分析的阐释对象。

跨性别无政府主义与知识压迫

2019年11月，Paul B. Preciado在巴黎的精神分析年会上，向3500多名精神分析家发问：“怪物能说话吗？（Can the monster speak?）”他要求精神分析学界反思其制造并不断再生产的规范，尽管精神分析相对现代生物医学和精神病学已经具有一定颠覆性。在他看来，“那些处于规范中的顺性别异性恋精神分析家，才需要走出规范的柜子（closet of the norm）”。Preciado以跨性别者的肉身在场，直言：

……医学、法律、精神分析和精神病学，既不承认我有权以专家的身份谈论我自己的状况，也不承认我能产生关于自身的知识。

（Preciado, 2020）

这种批判直指学术严谨性的虚伪：它声称中立，实则是排斥并抹杀由“他者”产生的知识的工具。演讲中，几位分析师发言抗议并自行离场，拒绝履行精神分析的基础——“倾听”。这是他者性（Otherness）的具体体现：现代自我赋予自身权威，贬低“他者”的能力与权威。

同样值得思考的是，在制定ICD和DSM期间，作为研究对象的跨性别者在官方文件中是否有权定义跨性别，或参与对顺性别的概念化。正如国家用军事化手段和立法捍卫其虚构的边界，生物医学知识也通过官方文件，确立顺性别的“自然”与跨性别的“病态”。巴西的法律就是典型的例子。根据2018年以前的法律，跨性别者若想更改民事文件上的姓名和性别，必须提交证明其跨性别身份的精神病学和心理学鉴定报告。

正如巴枯宁（Bakunin, 1975, p. 48）所指出的，“科学机构的真理，在所有立法机构中同样适用”。只有在病理学的基础上，非规范的性别认同才能获得合法性。另一个利用普世科学来合法化国家暴力的例子是1987年的“狼蛛行动”（Operation Tarantula）。当时，警方在圣保罗市中心街头逮捕异装性工作者，声称ta们犯有传播艾滋病毒的罪行，尽管毫无证据。这就是利用“科学”知识来合法化针对跨性别者的制度性暴力的例子。

跨性别者的抗争常被抹黑为暴力，被视为对社会和异性恋资产阶级家庭的攻击。然而，我们必须区分国家暴力与革命性暴力——后者是一种自卫形式。在石墙暴动中，当玛莎·P·约翰逊（Marsha P. Johnson）和西尔维亚·里维拉（Sylvia Rivera）向警察投掷砖块时，她们是在反抗妨碍她们在街头自由行走的、日常化的种族主义和性别暴力。在1969年以后，大量奉行自决、直接行动和互助原则的跨性别运动不断出现，并产生更大的影响力。

此外，命名“顺性别”本身就是对制度性权力的直接挑战。如果说到90年代中期为止，跨性别的对立面是“正常”；那么，随着“顺性别”一词的出现，这一对立就消失了。而这个词在过去却被学术界（尤其是性别研究领域）所排斥。跨性别女性主义（transfeminist）运动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顺性别”概念在巴西的引入，并推动了无数跨性别组织联合起来反抗知识压迫。

巴枯宁认为，知识压迫是最难克服的压迫之一。科学机构定义了个体的智力，而这些机构的权力远超个人质疑它们的能力。正是这种制度性权力，通过其无数带有偏见的诊断标准，决定了什么是“真正的”跨性别。而跨性别运动针对学术界的目标，并非向其乞求自由，因为“束缚ta人的人，自己也被绳索困住。”（Preciado, 2020）。

自由不是乞求来的，也不是被赐予的。根据巴枯宁的观点，自由是不可分割的。

通过命名“顺性别”，我们对抗着制造“自我”与“他者”二元对立的学术界。这个学术界贬低差异，并以此强化自身的权威，再借由法律将这一切合法化。这种压迫不断将跨性别者推向学术界之外，因为我们的存在对体制具有破坏性，而体制又太过脆弱。Malatesta（2009, p. 4）将政府定义为“……一个通过武力，即使是出于良好的目的，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人的权威机构”，很明显，跨性别运动反对的正是这种由国家力量不断强加的性与性别规范。

“跨性无政府主义”这一概念，旨在阐明无政府主义原则与跨性别解放的相似内核。自决（self-determination）是这个命题的核心。正如Pfeil（2020, p. 146）所言：“从无政府主义的视角来看，如果说一群人（a people）的自由，是其自我管理、定义自身未来的能力，那么，一个身体的自由，就是其自决的能力。”自决对于跨性别运动和无政府主义运动都非常珍贵，因为我们不需要制度性合法权力来肯定我们是谁。

跨性别无政府主义强调，个人与集体的自决是争取解放的斗争的基本特征。正如巴枯宁所阐释的，一个人的自由并不会被其他人的自由所限制，相反，个体的自由随着ta人的自由而扩张，一个人只有在同等自由的人之中才是真正自由的；同样，我们认为，个体的自决，也只有在ta人共有的自决中才能实现。

我们也不难发现，互助现象在跨性别运动中也非常常见，无论是LGBTIAP+庇护所、自主照护项目，还是就医与证件修改指南中，都有所体现。

正如Lorenzo Kom’boa Ervin（1993, p. 23）所言，“无政府主义者认为，走向自决和社会革命的第一步，是由黑人控制黑人社区”，这在争取社会解放和反对国家暴力的跨性别运动中同样适用。但尽管如此，Jeppesen & Nazar（2012）观察到，女权/酷儿无政府主义与所谓的“顺性别异性恋规范”无政府主义之间存在分歧，后者认为“身份”议题与普罗大众的斗争无关。

然而，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也要归功于女权主义和酷儿组织在对抗国家统治中所采取的策略和行动。正是基于对这种分离主义的反抗，我们提出了跨性别无政府主义——一种不复制现代性制度规范的无政府主义。

（参考文献从略，请参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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