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生态学（下）：捍卫解放性生态、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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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捍卫解放性生态

4.1 构建与捍卫多元疆域

在阿比亚亚拉/龟岛（Abya Yala/Turtle Island，美洲），一种围绕“疆域与世界”的新兴政治正在成形。它从众多社会运动中生长出来，并正在重塑我们关于自然/文化/政治的既有概念。许多运动由处在反对开采与资源榨取（extraction / extractivism）前线的女性发起并领导，其谱系横跨不同地域与议题：

从加拿大阿尔伯塔的油砂（tar sands），

到苏族领地达科他州站岩（Standing Rock）“护水者”（water defenders）；

从夏威夷的 Kanaka Maoli 运动与冒纳凯阿（Mauna Kea）的土地守卫者（land defenders），

到明尼苏达/威斯康星州阿尼什纳贝（Anishinaabe）湿地反对第三号输油管道（Line 3）的行动；

从恰帕斯的萨帕塔社区妇女（Zapatista communities）与墨西哥全国原住民大会（National Indigenous Congress）的女性组织者，

到安第斯地区的社群主义女性主义（communitarian feminisms）；

再到纽约、底特律、弗林特及更多城市中由反种族主义环境正义（antiracist environmental justice）推动的实践。

正如生态概念本身正在被重新发明，传统意义上的“疆域”（territory）概念也在被重新书写。这些新理解并不只出现在学术场域，而是在厨房餐桌旁、社区中心、高原与山地森林、街头行动现场不断被提出、讨论、磨合；并被写入法律倡议、学术记录与全球媒体叙事之中。需要强调的是，这里所谓的“新疆域”并不等同于在二维地图上识别某个多边形——尽管许多群体/民族也确实利用常规制图手段，在国家空间中争取“得以存在并继续留守”的权利。

相反，疆域被理解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生态聚合体（assemblages）：它往往没有线性边界，也始终是多物种的（multispecies）。它也常常拒斥殖民主义政府所绘制的固定地图，因此也难以被国家法律文件准确呈现。

在这一理解中，疆域是一种关系性的、流动的历史产物：它由持续的祖辈存在（ancestral presence）、具体的社会与生态实践，以及人类与其他生命存在者在共同生命世界（living worlds）中不断生成的关系共同构成。因而，这些疆域在二维空间上可以彼此重叠——这与现代主义疆域观形成鲜明对照：后者以“守住某块土地多边形，作为某一群体/实体的排他财产与疆域”为定义前提。

地理学传统上曾将疆域经典化为“利用空间以控制行为”（the use of space to control behavior），这一界定与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通过空间划界来组织权力——无论是封锁、占领、生产还是开采——高度同构（也与地理学作为殖民扩张工具的历史渊源密不可分）。这些以父权与军国主义为底色的疆域想象，实质上往往建立在去疆域化/再疆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 / reterritorialization）之上，或以关系性空间的去世界化/再世界化（deworlding / reworlding）为代价。然而，即便在帝国与殖民统治、以及无数占领与榨取政权的覆盖之下，许多先前的世界仍然在延续，甚至在某些条件下持续繁荣。

因此，替代性的疆域框架往往根植于古老且持续的关系性价值与实践的复兴与重建，或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关系与理解的再创造。它们通过日常实践被铭刻进生命世界：从原住民土地到城市花园，从“农场工人转为农民”（farmworkers-to-farmers）的自组织共同体，到将照护与生计重新编织进土地的各种实践。

莉亚·彭尼曼（Leah Penniman）在Farming While Black中描述了美国部分社区中黑人农民遭受剥夺的历史与顽强的延续，并呈现新一代年轻黑人农民“回到土地”的实践：他们重建农业生态（agroecological）方法，对抗种族主义排斥与商业化、资源榨取型农业的侵入。在密歇根州底特律，黑人女性农民发起并领导了占用城市空地、建立社区农场以服务街区的运动。美国各地由女性在很大程度上发起并带领的环境正义运动，也在抵抗环境种族主义（environmental racism）所造成的不均等暴露与污染伤害，同时推动城市河流、森林与海岸线修复，并创建用于休闲、食物供给与公共开放空间的花园。

另一个重要转向在于，诸多关于具身的理论与近年的去殖民/反殖民女性主义政治生态学，与原住民及非裔拉丁美洲人（Afro-Latinx）运动和学术传统相互交织，使“疆域”得以从国家-军队的范畴中被拉回，重新被理解为始终具身的聚合体（embodied assemblages）。这一转向的条件之一，是关系存有论^[22]与关系认识论（relational ontologies and epistemologies）的兴起与复兴——它们深深扎根于原住民、去殖民与反殖民理论-实践，以及交叉性女性主义（intersectional feminism）^[23]。在不同谱系中，“网络”（network）的隐喻与实践被推到前台：疆域被重新表述为生命世界本身。这些转向同样源自规模不一、彼此交错的社会运动：无论是墨西哥的萨帕塔运动（Zapatista Movement），南亚的阿迪瓦西土地权运动（Adivasi Land Rights movement），还是南太平洋的美拉尼西亚土地防御联盟（Melanesian Land Defense Alliance）。

4.2 将多元的知识与世界中心化

除挑战现代主义关于地景（landscapes）的单一想象、并拥抱疆域的多元性之外，生态女性主义（ecological feminisms）也持续挑战知识体系与知识世界的单一性。女性主义生态主义（feminist ecologisms）的关键贡献之一，是扩展“何为知识”的边界与尺度：不仅承认知识的多样来源，也重新评估何种经验与实践能够构成有效的认识与判断。

女性主义政治生态学学者借鉴了质疑自然/文化二分的理论家，以及科学史研究者的工作，将“情景化知识”（situated knowledges）^[24]的概念用于建立理解与联盟：在差异显著的诸多宇宙论之间，在性别、种族、族裔、人性（humanity）的不同建构之间，以及在我们如何与他者共同处于生命世界（living worlds）这一根本问题上，推进跨差异的对话与结盟。若干作者也通过重新思考网络与疆域的概念来展开这一点：网络不只是抽象结构，而是指向人群之间、以及人群与其他生命存在者、森林、水、土地与支撑其生计的技术之间在地方中实际编织的关系。

在这颗星球的许多社会中，对“疆域”的建构可以包含共同相遇（encounter）的空间，也包括水、食物、纤维与建筑材料等等的共同来源。在同一地理区域内、彼此邻近的多个群体，也可能同时拥有共享且彼此独立的疆域——例如哥伦比亚太平洋地区的若干黑人、原住民与女性主义运动的实践就呈现了这种复杂性。以交叉性女性主义的视角将疆域理解为“根植且网络化的生命世界”（rooted, networked living worlds），会直接挑战那些经济正统理论（economic orthodoxies）：它们往往将财产权、阶级关系或单一身份轴线置于优先位置。受到情景化知识与关系存有论的启发，这一框架使我们得以超越殖民主义式的土地观——即把土地理解为可被占有的财产与可被动员的资源——从而支持不同人群与地域人-地关系中多重身份、亲和（affinity）与团结轴线的承认与呈现；这也是许多原住民学者与行动者反复强调的核心。

以反殖民、交叉性、原住民的方式理解疆域，也对不少白人女性主义学者提出了尖锐挑战：她们仍倾向于在土地与“资源”问题上优先谈权利而非责任，并将根植且明显性别化的存在方式与视角轻率斥为“本质主义”（essentialism），最终无法与其声称要结盟的群体形成真正的共同政治诉求。正如奥德丽·洛德（Audre Lorde）在谈及美国民权运动中黑人与白人协作时所指出的：

不存在所谓单一议题的斗争，因为我们的生活并不是单一议题。

我们的共同存续，或许依赖于同时承认各自从何而来，并在差异之中练习彼此倾听。与本文综述所呈现的趋势相呼应，相关文献越来越强调：需要召集盟友跨越差异进行对话，并在实践上体现“根植的网络”模型——我们与彼此相连，同时也从各自不同的根系中吸取养分。

我们也可以在块茎（rhizomes）以及更进一步的菌丝（hyphae/fungal filaments）隐喻——“微不足道的世界终末的蘑菇”（the humble mushroom at the end of the world）的例子——成为颇具启发性的思想资源。这些隐喻指向一种对“横向性”（horizontality）的追求：在组织与制度中、也在生态构想中，摆脱等级化（hierarchies），转向异质并存的非等级结构（heterarchical ways of being and seeing）。我们有必要对比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存在巨链”（Great Chain of Being）的概念，与温诺娜·拉杜克（Winona LaDuke）在All Our Relations中描述的关系性生态学（relational ecologies）乃至众多原住民作者论述中的多重性（multiplicity）。

这些转向对资源管理、环境科学与环境政治具有直接且深刻的影响：它重塑研究与政策的主体，将所谓“研究对象”重新界定为主体，并改变生态的绘制方式。从女性组织城市废弃地景观（abandoned lots）的治理与再生，到无地者运动（landless peoples’ movements）在前种植园与牧场区域开辟并培育多样化的农业森林（agroforests），交叉、去殖民与反殖民女性主义者记录了人们如何拥抱真实存在的生态（actually existing ecologies）——无论其“好、坏、美丽或创伤化”——并在其中依据多种具身存在者（situated beings）的需求与愿景，推进新生态的生成。

在每一种情境中，人们都在依托具身/情境化知识开展行动——正如我们每一天、在任何地方其实都在做的那样。哈拉维（Donna Haraway）在《与麻烦共存：在克苏鲁世制造亲缘》（Staying with the Trouble: Making Kin in the Chthulucene）中进一步发展了这一取向：她主张与“现实之所是”（what is）共同工作——一边疗愈与拯救我们自己，一边保持对我们所栖居并共同创造的生命世界（living worlds）的信念。为此，我们需要哀悼（mourn），甚至杀死殖民式伊甸园的想象；同时也需要让新的（也是旧的）世界得以浮现——这些世界建立在人类与其他生命存在者之间的互惠关系之上，从而孕育并扩展解放性生态（emancipatory ecologies）。

唐娜·哈拉维《与麻烦共存：在克苏鲁世制造亲缘》↗

4.3 女性主义的反殖民多物种正义

尽管人类与非人类生命并不总被直接纳入“开采/榨取”（extraction）意识形态与实践的讨论框架，但近年来女性主义政治生态学的一个显著标志，正是把人类与非人类存在者一并置于分析与政治关切之中，以更准确地把握交叉性在资源榨取主义中的运作方式：种族主义、资本主义、殖民主义、性别主义、阶级歧视（classism）、健全中心主义（ableism）、人类中心主义、异性恋霸权（heterosexism）、年龄歧视（ageism）与种姓（casteism）究竟如何协同作用，制造不公，并摧毁生命与生命世界（living worlds）？

当然，为推进气候正义（climate justice）、反种族主义实践（antiracist practice）、动物正义（animal justice）以及其他我们期望的未来，社会运动内部必然需要分工；但身处联盟（alliance）之中的人不能因此忽视当下危机的多维性（multidimensionality）。在回应这种多维性方面，“多物种正义”（multispecies justice）已成为女性主义政治生态学与生态女性主义中一个重要且迅速发展的学术介入方向。它受到批判动物研究与更广泛的动物权利运动、环境正义与政治生态学、反种族主义理论与运动、反殖民理论与原住民理论与运动、照护伦理、女性/酷儿理论、生命政治学与后人类研究等多重思想资源的启发，逐渐形成一种跨学科的理论取向。

其核心主张是：与其以人类为中心来理解正义（anthropocentric justice），不如承认地球是与众多植物与动物物种共享的家园，其他物种同样在努力生存并繁衍（survive and flourish）。这一理念听起来极其简单，但真正落实起来却异常复杂、甚至混乱。以斯里尼瓦桑（Srinivasan）的讨论为例：她在分析印度橄榄丽龟（olive ridley turtles）困境时，揭示了“保护的生命政治”（conservation biopolitics）所包含的张力——个体生命（individual life）与物种生命（species life）之间的难题；同时，在比较印度与英国关于犬只的法律与治理时，她也没有浪漫化“与之共处”（living with）的艰难：在印度，街头狗（street dogs）可能挨饿、感染疥癣（mange）、被车辆撞死，遭受人类虐待；它们也可能对人类构成威胁，甚至发生撕咬。但与此同时，这些“无主犬”在社会治理中被允许作为“街头狗”活下去，而不是像在英国那样作为“流浪狗”（stray dogs）被捕杀。

对批判动物研究的学者、或几十年来一直坚持类似立场的生态女性主义者而言，多物种正义并不是遥不可及的想象；对许多主张不同宇宙观、本体论与世界图景的原住民与反种族主义理论家而言也同样如此——事实上，许多原住民共同体的社会与政治制度，正是围绕某种多物种正义的实现来组织的。对那些重新思考“人类”（the human），并拒绝将“人”（Man）置于世界顶端的意识形态者而言，这一方向也并不陌生。扎基亚·伊曼·杰克逊（Zakiyyah Iman Jackson）在其关于黑人性（blackness）与“人类”的重要著作中指出：

“人类”（the human）与“动物”（the animal）并非相互排斥的本体论区隔，而是处在一种高度不稳定、难以确定的关系等级（relational hierarchy）中的位置；这种等级秩序需要以黑人性作为例外、作为可塑性（plasticity），以便建立并再生产其编码或表征语法（code or representational grammar）。

她进一步强调：

如果对动物的价值评价发生转变，想要成为真正具有变革性的改变，而不仅仅是在一个种族等级化的价值体系内部重新分配属性，那么它必须伴随一种不同的政治社会生活模式以及表征的语法（grammar of representation）。

西尔维亚·温特（Sylvia Wynter）的思想同样构成许多学者的基础资源，尤其是那些试图在不诉诸西方基督教异性恋父权等级与其赤裸暴力的前提下重新定义“人类”的研究者。温特认为，人类与动物生命确有区分（distinct），但并不高于动物（not superior）；这一点构成她对“人”（Man）作为“西方文化本体论装置”（a “Western cultural ontologism”）的断裂式批判的一部分。

同时，多位理论家也提醒我们：尽管“多物种”（multispecies）与“正义”（justice）是有力的概念工具，但二者都并非没有问题。有学者建议用“存在者”（beings）而非“物种”（species），因为“物种”这一分类范畴（taxon）本身就携带着种族主义、性别主义与性别化的历史。隆达·施宾格（Linda Schiebinger）关于“‘兽’何以称为‘哺乳’动物”的论文，便是揭示分类学（taxonomic science）如何被性别与种族塑形的经典研究。

『獸』何以稱為『哺乳』動物↗

“正义”同样带有西方自由主义的语义沉淀，并深受父权价值浸润；而且它常被限缩在法律领域，但法律本身又往往是排斥与压迫的现场。去殖民女性主义法学理论家德克哈（Deckha）指出，定居者殖民地（settler colonies）中的现行法律本身就是帝国主义的、男性主义的与人类中心主义的。她因此问题化了在这些法律系统中“轻易将动物纳入人格”的做法：以财产权关系为中心的西方法律体制，往往反而为工业化动物生产、野生动物“管理”以及渔业中的极端暴力提供便利与合法性。

原住民理论家比利-雷·贝尔考特（Billy-Ray Belcourt）也反对“殖民的承认政治”（colonial politics of recognition），因为它“军事化了定居者殖民主义关于主体资格（subjecthood）和治理术（governmentality）的基础设施”。他转而倡议一种“去殖民的动物伦理”，试图在原住民宇宙论中寻求其合法性。他由此主张，去殖民化要成为现实，必须通过对一整套权力装置的彻底扰动（如定居者殖民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白人至上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多元主义）。因为正是这些装置赋予定居者国家（settler state）以主权、常态（normalcy）与未来性（futurity），而动物性（animality）也是定居者殖民主义的教条之一。

政治生态学长期以来仍倾向于以人为中心，主要关注被边缘化或被剥削的人群。这便引出一个关键问题：多重正义斗争是否必然意味着议题之间的层级排序，或对某些议题的选择性排除？哈沃卡（Havorka）、金（Kim）与高（Ko）指出，并不必然如此。正义不是零和博弈。事实上，在寻求反资本主义、反殖民、反种族主义、反人类中心主义与反父权制正义的群体之间建立团结，反而可能形成更强大的叙事与运动。

毫无疑问的是，工业化的工厂化养殖本身就是一种定居殖民计划，其中充斥种族主义与性别暴力，并已全球化。围绕它的讨论仍在继续：包括如何面对肉类与替代性蛋白来源在资源日益稀缺情境下的不平等获取，以及如何在城乡范围内广泛恢复多样、营养丰富且主要以农业生态学为基础的饮食体系的必要性。

4.4 正义的汇聚与联盟

“我们”——作为全球女性主义、非人类中心主义、反种族主义与反殖民社会正义运动的支持者与参与者——几十年来不断分析权力与生态如何相互塑造。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学到：如果仅聚焦危机的某一个维度，远远不够；因为只有建立反抗不公的联盟，才可能挑战并超越这些结构。反对生态与社会正义的力量无论在规模还是在根深蒂固的程度上都极其强大。在这场反对不平等、不公、退化、剥削与行星毁灭的斗争中，我们都必须站在同一边——即便我们彼此不同、知识也必然是局部的。我们已没有时间、生命或精力继续内耗。我们必须学会倾听。

正如亚历克西斯·保琳·甘布斯（Alexis Pauline Gumbs）在Undrowned: Black Feminist Lessons from Marine Mammals中所写：

我们如何跨物种、跨灭绝、跨伤害地倾听？……正是在这里，我们开始我们的跨物种共融，开辟空间，让倾听的实践甚至比展示、证明与发声更重要。倾听不仅仅是规范意义上的听觉能力，它是一种变革性、革命性的资源，要求我们安静下来并调谐自身。

我们必须结盟。我们必须制定战略。贾科米尼等人（Giacomini et al.）对世界各地“反资本主义、为公地而战”的女性行动主义给出了出色而精炼的综述。Tran的比较研究则总结了女性环境捍卫者的成功策略。Johnson与Wilkinson编选的《我们所能拯救的一切》（All We Can Save）也肯定了女性主义行动、政策制定、科学与写作在气候运动中的多重支点，并推动以女性主义领导力深化多物种正义。其序言首页写道：“你能想象我们所有人彼此信任，为我们共同的家园一起努力吗？”这些文本与实践为希望、策略、韧性与持续性提供了重要的资源与落点。

“生物集体”（Creatures Collective）被描述为：

一个由原住民与非原住民学者、知识守护者、行动者、艺术家、思想者、学习者与教育者组成的团体，致力于对抗殖民及其他形式暴力所造成的抹除（erasures）。

在哈拉维（Haraway）所说的“制造亲缘”（make kin）的意义上，这一团体的目标，是以多种方式共同相处、共同思考与创作：一起写作、交谈、歌唱，并想象其他共生共在（coliving）的可能——这些可能并不完全源自西方宇宙观与实践。

欧洲基督教历史包含对“以地球为中心的宗教”（earth-centered religions）的摧毁，也包含对掌握智慧与灵性力量的女性的夺权。透视那些将动物、植物、石头、河流、土壤、云与祖先纳入其中的其他宇宙论与存有论，能让我们看见更多与人类及“非人类他者”（other-than-human）建立关系的方式。正如“红色民族”（The Red Nation）所写：

每一次运动（例如围绕Standing Rock 的运动）都在反抗殖民与企业的资源榨取项目。但经常被淡化的是原住民抵抗所蕴含的革命性力量：在一个被资本主义彻底摧毁的星球上，照护并创造人类与非人类世界之间的关怀与正义关系。（pp. 7–8）

在为一部探讨批判性动物研究之反殖民视角的新文集所作的前言中，Dinesh Wadiwel提问道：

我们应当如何开展一种真正能够推动社会转型的去殖民实践，使之打破殖民暴力的循环，并消除针对动物的暴力？（154, p. xix）

他回应道，这一点与许多女性主义政治生态学者的观点相呼应：我们需要一种集体性的努力——同时承认任何单一思想体系的局限性。也正是在这一关口，具有解放意义的涌现型生态（emancipatory emergent ecologies）的重要性开始凸显出来。

05 结论

女性主义提出并发展了一系列关键概念，能够帮助我们识别、创造、扩散并捍卫解放性生态（emancipatory ecologies）。本文挑选了其中若干最具启发性的思想要素，并指出它们与我们如何理解和行动于“资源”（resources）及其分配与使用密切相关：这不仅意味着要质疑“资源”这一概念本身，更意味着要重新组织我们在生命世界（living world）中如何理解自我、如何辨认并识别（recognize）“他者”的世界——而所谓“他者”往往是在一个异性恋规范的“白人（男性）人类”想象的对照下被塑造出来的。与此同时，随着交叉性框架的深化，以及黑人、原住民与去殖民/反殖民女性主义者在行动与学术领域影响力的增长，女性主义本身也持续扩展并被重塑。

在这一扩展过程中，许多女性主义者开始围绕照护经济（care economies）与照护政治（politics of care）重新聚合，并将其明确提出为资源榨取主义的对立面：全球资本——无论以国家资本还是“私人”资本形态出现——正在通过榨取照护（extracting care）来维持生产得以进行的社会条件，而这类照护主要由女性承担。对照护的重新认识与自我重组，不仅关乎人类社会的可持续，更直接关系到人类与动物，以及更广泛生态系统的健康与福祉。

因此，我们在结论中回望这些广义的女性主义思想与行动（及其盟友）如何为思考、实践与政治提供启示：在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国家情境下，如何应对气候变化，如何保护土地、水与各种生命存在，如何在不公正的资源榨取主义与消费主义框架之外，生产生活所需（the necessities）与生活所喜（the niceties）。

本文所回顾的研究与实践谱系，既包括批判性、理论性的工作，也包括务实、实践导向的探索；它们从不同立场引入精神、文化与宇宙论元素，也诉诸政治与道德价值。贯穿这些差异的共同主线，是一种紧迫的呼吁：必须跨越差异的边界召集对话与行动，围绕共享利益形成协作与联合，去争取一个“许多世界皆可能”的世界——在其中，生命世界能够被承认、被尊重，并因其自身的存在价值，以及其作为人类共同体繁荣基础的意义而被珍视。

在此语境下，涌现生态（emergent ecologies）的概念——作为体现新的共在实践（interbeing）与新的社会-生态思想要素的物质呈现（material manifestations）——既是社会与环境运动的产物，也反过来为这些运动提供资源。它能够推动多种社会运动之间的结盟与汇流，朝向更公正且可行的生态与社会：在这样的图景中，经济结构与实践服务于社会与生态的互惠关系。许多此类运动一方面深受女性主义（尤其是本文强调的多样化女性主义）影响，另一方面也在反向塑造女性主义。正如智利与墨西哥街头的女性所呼喊的：“未来是女性主义的！”——而我们还要补上一句：未来也应当是反殖民的、互惠的，并且根植于生命世界之中的。

正如我们所指出，资源榨取主义是一种缺乏互惠的生产组织方式：其净结果，是抽取价值，却对被给予或被夺取之物提供极其不均等、甚至完全不存在的回馈。这可以说是以牺牲生物再生产与社会再生产为代价来推进物质与经济生产的极致形态。有些社会似乎是为了再生产而组织生产——为了生命的延续与繁荣；而另一些社会则相反：为了生产而组织再生产。种植园是后者的极端例子，全球金融市场亦然。也可以说，现存的主导性全球经济正试图工具化再生产：从人类再生产，到动物与植物的再生产，乃至生命本身，整个生命世界都被定位为服务经济生产；这种服务甚至超越物质层面，进一步为抽象的金融生产提供养料，并将收益集中到少数精英手中。

除去对再生产、照护劳动与女性对生产贡献的持续贬低之外，多种“他者”群体也在殖民主义与资本主义等资源榨取制度中不断被贬值。在资源管理、环境科学与自然保护领域，尤为关键的是：理解某些身体如何在社会与政治层面被标记为“不同”“低劣”“可弃置”（different, inferior, disposable）——这种标记往往基于种族、种姓、性别与性取向等轴线，并由支配群体（无论是帝国权力，还是地方与国家精英）以其判断加以固化。

与此同时，这些身体并非孤立存在：它们与“自己的人民”、与伴随它们跨越地方的动物、植物、土地、水与天空，以及与集体记忆和梦想共同被锻造、被牵连；它们也常从“外部”与“上方”被负面标记。类似地，其他存在者也可能被书写为“少于人”（less-than-human），与之相关的一整类动植物及特定环境被贴上“荒地”（wastelands）、“低效”（inefficient）或“欠缺”（deficient）的标签，从而在“保护”或“生产”的名义下被视为不值得。

由此，它们要么成为被简化生产系统替代的对象（例如种植园式单作），要么被纳入更“高效/更有效”的、受控的环境治理与保护体系——其范围可以从以吸收二氧化碳为目标的大规模单一树种人工林，到禁止任何人类居住与使用的“无居民保护区”，而这些区域恰恰往往是小农共同体或森林民族长期生活之地。贯穿上述趋势的，是父权主义、种族主义、资源榨取主义、资本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关于生产/再生产的预设，以及一种“被挑选出来的伊甸式纯净自然”（pristine Edenic nature）的想象：它被设定为与生产分离，并且应当被隔离、被保护。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所倡导的解放性生态（emancipatory ecologies）并不是单一方案，而是一组交叉视角的汇聚，使我们能够从反殖民、反资本主义与反种族主义的女性主义立场，重新思考“何为人类”。正如原住民理论家与女性主义者长期强调的：要成为“完整的人”，就必须与生命世界中的其他存在者共同组成负责任的共同体。这种责任以照护关系为核心，并且在制度设计与实践取向上肯定生命（life-affirming by design）。我们试图通过跨越差异的共同思考来表明：生态女性主义学术对于理解自然资源与环境的价值，正在于它能够支持并增强这种解放性生态的生成、扩散与守护能力。

总结要点

• 本文系统梳理了生态女性主义思想与实践在理解关键生态趋势、过程、动力机制与实践形态方面的长期贡献。

• 生态女性主义揭示了父权制形态如何与其他压迫结构交织，并与当代生态危机及其具身化、在地化的具体呈现深度缠绕。

• 本文讨论社会与生态毁灭的主要形式与根源，包括资源榨取主义、对社会与生物再生产的控制与贬低，以及它们与生态破坏之间的结构性关联。

• 本文展示了多种旨在支持“肯定生命”的替代路径，并强调这些努力如何在汇流中孕育解放性生态。

• 女性主义思想与行动为认识、想象与建构非榨取性生态打开了空间，为更公正且更可行的当下与未来奠定基础。

• 这些生态同时具有涌现性与解放性：始终处于生成过程之中，能够抵抗并颠覆压迫，从而保护并捍卫生命与生命世界。

• “涌现生态”作为共存新实践与社会—生态新思想要素的物质呈现，既是社会与环境运动的产物，也为这些运动提供资源与动能。

• 上述讨论对资源管理、环境科学与环境政治具有重要启示：它重塑研究与政策的主体性，将研究对象重新界定为行动主体，并改变我们对生态的描绘与制图方式。

未来议题

• 当地球上如此多的涌现生态正遭受前所未有的资源榨取主义冲击时，“防御”（defense）将成为人类与其他存在者在地方与跨地方维系生态存续的先决条件。

• 我们需要挑战并颠覆对社会与生态再生产的系统性贬低，以及对生产的过度赋值，并正视其对性别化景观与生命处境的深远影响。

• 我们需要拥抱反殖民工作，以终结通过工具主义、还原主义与资源榨取主义的生产实践、过程与理论，对所有生命持续施加的帝国暴力。

• 我们需要倾听并借鉴那些批判男性主义与欧洲中心可持续性工程的社区、民众、农民、疆域、黑人与原住民女性主义者的知识与实践。

• 召集跨越差异边界的对话与行动是必要的，以回应共享利益，并推动一个“许多世界皆可能”的世界——在那里，生命世界被承认、被尊重，并因其自身而被珍视。

• 生态女性主义学术之于自然资源与环境研究的价值，正在于它能够支持并增强解放性生态的生成、扩散与守护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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