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生态学（中）：反对对生命及生命世界的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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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反对对生命及生命世界的毁灭

3.1 资源榨取主义：女性主义的批判视角

资源榨取主义（extractivism）通常被界定为一种对自然进行过度开发的生产—治理模式：在这一模式下，当地社区与生态环境承受显著乃至不可逆的损害，却难以从相关榨取活动中获得对等的利益。尽管可以主张资本主义本身具有“榨取性” ——因为它持续消耗生态系统与社会共同体——但并非所有资源榨取性事业都在历史上直接内嵌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中。正如多位黑人与原住民学者所揭示的，资源榨取主义的根源不可避免地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以及将自然通过种族化过程转化为“自然资源”（natural resources）的历史机制纠缠在一起：自然被资源化，成为少数人积累财富的关键来源，却以牺牲多数人的生计、健康与未来为代价。

在这一过程中，生命世界（living worlds）被拆解为抽象的“活物/非活物”类别，从而截断了人们与其所处地方之间长期形成的精神联系、生活实践与责任关系。性别暴力与性暴力并非偶然附带现象，而是被有意作为殖民开采与控制的工具，尤其针对原住民社区：它们构成推动殖民定居、资源占有与持续榨取的重要机制之一。

尽管资源榨取主义深植于殖民、帝国与种族主义结构之中，近年来相关理论更多聚焦于资本在本世纪对环境发动的新一轮冲击。例如，大豆产量（其中约 77% 用作牲畜饲料）从 1961 年的 2500 万吨增至 2018 年的 3.5 亿吨，扩张主要发生在巴西；自 1950 年以来，全球化石燃料消耗增加约八倍，并在 1980 年以来大体翻倍。

在诸多界定之中，最具解释力的一类观点强调：资源榨取主义的关键不只在于“取走资源”，而在于它以特定方式重组生产与再生产的过程、实践与空间。正如乔瓦娜·迪·奇罗（Giovanna Di Chiro）所指出，社会再生产（social reproduction）可理解为：

为维系日常生活，并在时间与代际尺度上延续人类文化与社区所必需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与物质—环境过程所构成的复杂交织体。

在此基础上，Ye 等人进一步指出：资源榨取主义意味着一种“无再生产的生产”（production without reproduction）。在他们看来，资源榨取主义的制度安排从根本上危及再生产赖以存在的物质条件，留下的不是发展，而是“贫瘠”：景观与生物多样性的毁灭、普遍性污染、关键资源枯竭、失业、工作质量恶化、原住民群体被迫迁移，以及大量被消耗、被抛弃的“废弃生命”。

不同生态主义与女性主义传统之间的对话，尤其在检视资本主义与父权制支配结构的相互缠绕方面，产生了富有成效的理论推进。过去二十年间，随着资源榨取主义的深化与土地控制的集中化，一波强有力的批判浪潮凸显：资本主义积累如何系统性摧毁支撑生命延续的社会与物质生态。大量研究基于女性主义思想传统，指出生态毁坏的影响并不沿性别线平均分配，并强调必须看到：性别角色与性别规范、性别不平等与性别暴力，既塑造资源榨取主义过程的运行方式，也在这一过程中被进一步再生产与加固。

在这一语境下，资源榨取主义逐渐成为一个关键的分析与批判概念，用以描述并谴责这样一种现实：油气开采、采矿、水电开发、种植园经济与工厂化养殖等项目，尽管对社区与生态造成巨大、甚至不可逆的破坏，却仍长期位居政府、国际机构与市场议程的中心。这些破坏性后果常常被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话语不充分地降格为所谓“外部性”（externalities），从而在制度与决策层面被系统性低估乃至忽视。

从历史谱系看，资源榨取主义的结构与实践可追溯至欧洲殖民扩张的早期阶段——先在欧洲内部，继而扩展至欧洲之外的殖民地。殖民政权以对土地、自然与劳动的系统性抽取为组织原则，开启了以榨取殖民地资源与劳动力为中心的全球政治经济时代。这些结构随后通过多种经济与社会政策得以巩固，并在二十一世纪迅速全球化。自 2000 年代初以来，无论是新自由主义政府，还是自我标榜为“进步”的政府，都高度依赖资源榨取性项目推动资本积累，并反复诉诸发展必然性、生产率、效率与技术进步等陈旧叙事为其正当化。近年，许多政府更将资源榨取主义包装为走出新冠疫情相关社会经济危机的“唯一出路”。

然而，资源榨取性项目的扩张也同步激发了更广泛的反对与抵抗。过去几十年中，女性主义与反殖民研究者记录了多样的政治动员浪潮，其中不少发生在农村地区：从北达科他州的“水权捍卫者”，到赞比亚的农民；从阿根廷的母亲运动，到印度的反采矿社区斗争。

资源榨取主义不断增强的政治力量，也促使越来越多学者强调：权力必须被置于任何关于自然资源与环境讨论的核心位置。剥夺、强制迁移、国家镇压、对水体、土壤与空气的蓄意污染，以及对动植物与人类的伤害、不断加剧的不平等与劳动剥削，并非资源榨取性项目的偶然“副作用”，而是其得以推进的前提条件。在这一机制中，性别成为连接社会秩序与环境秩序的关键枢纽：它塑造了谁更易暴露于风险、谁更难获得补偿、谁承担更多“维持生活”的成本。

更重要的是，性别差异与性别不平等往往导致高度不对称的社会—生态后果。这种不平等常具体表现为对女性、儿童、LGBTQ+ 群体，以及因性别、性取向、能力、年龄、族裔或出身等身份轴线而被置于从属位置的人群造成不成比例的痛苦、伤害、剥削与暴力。同样，许多女性主义者也指出，殖民体制持续对种族/族裔与物种差异进行编码，使某些人群、诸多物种与其所处生态系统被标记为“可被牺牲”的对象，以服务于生产逻辑以及帝国或国家权力。

性别之所以在近年成为关键的分析与政治工具，部分原因在于既有的父权制劳动分工。由于女性承担了维系社会再生产（social reproduction）所需的大部分照护劳动，她们往往最先察觉环境变化，并被迫承担在生态压力加剧条件下维持生活所需的额外工作量。然而，即便女性常是最先面对、记录并动员起来反对资源榨取主义及其后果的群体，她们仍不得不持续为争取对自身身体、生活、社区与疆域的决策权而斗争。

在阿比亚亚拉/拉丁美洲（Abya Yala/Latin America），这一现实尤为显著。该地区许多最重要的环境捍卫行动，正是由农民、原住民与黑人女性发起并领导的，例如秘鲁的玛克西玛·阿库尼亚（Máxima Acuña）、洪都拉斯的贝尔塔·卡塞雷斯（Berta Cáceres）、墨西哥的贝蒂·卡里尼奥（Bety Cariño）、哥伦比亚的弗朗西亚·马尔克斯（Francia Márquez），以及智利的马卡雷娜·瓦尔德斯（Macarena Valdés）；同时也包括跨区域的妇女集体与社会运动。她们在抵御资源榨取性项目的前线，承受政治暴力与基于性别的暴力，甚至包括谋杀，由此引发了对“资源榨取型女性杀戮”（extractive feminicide）的区域性控诉。

我们认为，这些动员并不仅仅是在指出女性及其他被女性化主体（如儿童）在资源榨取性项目中的边缘处境，更是在从根本上质疑资源榨取主义的性别化逻辑与运行机制。事实上，资源榨取性工程在设计与推进之初，便常以对性别秩序与女性身体的控制为其核心环节。正如 Ojeda 所指出，剥夺及其对社会再生产的破坏在资源榨取主义中处于中心位置，而性别则在这一体制的维系与扩张中发挥构成性作用。问题并不只是女性与儿童等女性化主体更常承受最恶劣后果；更在于这些结构高度依赖性别化差异与从属关系，同时又在运行过程中不断再生产并加深这些不平等。

正如本节至此所展示的那样，各种女性主义理论已经为我们理解资源榨取主义及其逻辑、运作机制与影响作出了重要贡献。它们同时也勾勒出了已经存在的以及面向未来的替代性路径。

3.2 资源榨取主义的男性主义逻辑

基于生态女性主义研究，当代针对资源榨取主义的批判，集中关注男性主义（masculinist）自然观的建构方式，并指出这种自然观本身正是殖民暴力的延续形式。这一研究传统的核心前提在于：男性主义对女性、儿童以及其他被女性化主体（包括 LGBTQ+ 群体）的支配，与对自然的支配在结构上深度纠缠、彼此共构。

多部奠基性著作——如范达娜·席娃（Vandana Shiva）、玛利亚·米斯（Maria Mies）以及瓦尔·普拉姆伍德（Val Plumwood）的研究——系统指出，当下主导性的自然认知与自然实践方式，是以“白人男性的负担（the white man’s burden）”这一观念为前提展开的。在这一框架中，白人男性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发展行动者（development agents）”。普拉姆伍德将这一逻辑概括为“支配的主宰模型（the master model of domination）”。在这一批判谱系中，朱丽叶塔·辛格（Julietta Singh）关于“无反思的掌控”（unthinking mastery）的研究，构成了近年来的重要理论推进。

正如预期的那样，对特定情境中“进步”与“发展”观念之殖民与帝国根源的批判，与女性主义经济理论（feminist economic theories）保持着密切对话，并对多种生态思想传统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些影响体现在多个方向之中，包括农业生态学（agroecology）与社区林业（community forestry）的部分理论流派、社群主义女性主义（communitarian feminisms），以及黑人生态学（Black ecologies）等。

在罗西奥·席尔瓦·桑蒂斯特班（Rocío Silva Santisteban）关于秘鲁采矿业的研究，或西尔维娅·里韦拉·库西坎基（Silvia Rivera Cusicanqui）关于玻利维亚殖民暴力延续的分析中，对父权制支配（patriarchal domination）的批判，已不再仅仅停留于对“供养与保护的父亲”这一形象的质疑，而是进一步揭示：

在前者的情境中的地主-佃农关系（landlord–peon relations），

在后者的情境中的财产关系（property relations），

如何被转译为一种高度不平等、且在实践中几乎无法实现正义的社会-生态秩序（socioecological order）。在这一秩序中，性别化的逻辑（gendered logics）构成了支配与剥削得以运作的根本基础。

这种对父权制支配的有力批判，同样体现在对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的反思之中。例如，乔瓦娜·迪·奇罗（Giovanna Di Chiro）明确指出，有必要正视一个“白人（男性）人类世”（White (M)Anthropocene）的存在；与此呼应，La Danta Las Canta 则提出“阴茎世”（Phallocene）这一概念。

3.3 非人类生命的抽取：饲料景观与死亡世界

女性主义生态思想进一步指出，在当下的资源榨取主义体制下，非人类动物的价值往往仅以其对人类的功用来衡量。在这一逻辑中，杀戮——即对生命本身的抽取（the extraction of life itself）——成为人类与非人类动物之间最突出的关系形式。黛博拉·伯德·罗斯（Deborah Bird Rose）在描述澳大利亚对丁狗（Dingo）的系统性毒杀及其对丁狗族群（Dingo people）的影响时，将这一过程概括为“制造死亡世界”（making a death world）。

在全球尺度上，每年有超过700亿头陆地动物被杀用于食物生产。被驯养的家畜——主要是牛和猪——占据了全球哺乳动物生物量的60%，而野生哺乳动物仅占4%（人类自身约占36%）。类似地，家禽的生物量约为野生鸟类的三倍。与此同时，每年有数万亿海洋生物被捕杀；事实上，研究预计到2050年全球渔业可能面临系统性崩溃。全球肉类产业的市场价值已超过8670亿美元，而全球渔业的年总收入约为800–850亿美元。畜牧业不仅是温室气体排放的重要来源，还占用了全球约三分之一的耕地用于饲料生产（在美国本土大陆，这一比例高达41%，包括饲料种植与放牧），并消耗了近一半的农业用水。

尽管工业化畜牧生产与消费所造成的环境不公——包括工人剥削、动物虐待以及严重的饮食与健康问题——早已广为人知，但研究预测，到2050年人类对动物产品的需求仍将增长一倍以上。

与此同时，全球正深陷众人所称的“第六次物种大灭绝”之中。2021年10月5日当周，仅在美国就有23种动植物被正式宣布灭绝，其中包括具有高度象征意义的象牙嘴啄木鸟（ivory-billed woodpecker）。在人们的记忆中，这是第一次——阿拉斯加育空河（Yukon River）中王鲑（king salmon）和狗鲑（chum salmon）完全未能回游，以至于连自给性捕鱼（subsistence fishing）也被迫禁止。陷入绝境的原住民社区不得不增加对驼鹿（moose）和驯鹿（caribou）的捕猎以维持生计，而这些兽群本身也正处于衰退之中。

正如多位原住民作家所指出的，这并非他们第一次经历“世界的毁灭”。美国野牛在殖民扩张过程中几近灭绝的历史，清楚地表明了生态暴力与社会暴力如何彼此交织、相互强化。野生动物的急剧衰落，不仅直接关联于资源榨取与栖息地破坏，也根植于一种只知索取、不问补充与照护的心态——这种心态与众多原住民实践与哲学中强调的生态责任与社会责任形成鲜明对立。

除以食物为目的的杀戮之外，将动物商品化为宠物、春药、药物、纪念品或狩猎战利品等，也构成非人类生命被抽取的另一重要面向。全球野生动物贸易的价值已超过200亿美元，并成为摧毁动物生命的主要驱动因素之一。自1970年以来，哺乳动物、鸟类与爬行动物的种群数量已减少86%。例如，仅在2019年，就有19.5万只穿山甲（pangolin，唯一具有鳞片的哺乳动物，也是全球贸易量最大的野生动物）被非法交易，其主要目的地为中国和越南。

通过对多尺度上个人与制度如何试图将我们称之为“自然”的巨大多面体转化为商品的细致社会科学研究，罗丝玛丽·科拉德（Rosemary Collard）与杰丝·登普西（Jess Dempsey）系统阐释了差异如何被生产并加以利用，从而使动物得以商品化。科拉德通过追踪墨西哥、美国与危地马拉的野生动物市场，揭示了动物如何在跨区域网络中被转化为可交易对象；登普西则在董事会议室、国际公约与条约谈判以及州级立法机构中，分析了围绕生物多样性量化与表征的语言、协商与制度安排。

这些研究表明，将复杂而多维的“自然”简化为经济价值，背后需要付出巨大的文化、法律、后勤与物理层面上的努力。在动物的案例中，它们同时揭示了：当动物不再被视为拥有自身复杂生命的存在者时，其与家庭、地方及社会系统之间的联系被暴力切断。与此同时，这些研究也呈现了动物自身为抵抗捕捉与贸易所作出的努力，以及保护主义者与动物权利组织为阻止进一步商品化而展开的斗争。尤为重要的是，作者们指出，对制造这些“活的商品”（lively commodities）的话语、法律、实践、技术、意识形态与不确定性进行系统梳理，本身也为其瓦解提供了可能的切入点。

与此同时，在美国语境中，白人至上主义（White supremacy）、父权制对自然的支配与工人剥削之间的深层联结尤为明显。在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农业部——一个长期因歧视黑人农民并剥夺其土地而饱受批评的机构——大幅削减了对《动物福利法》（Animal Welfare Act）的执法与处罚，并最终通过联邦规则，取消了生猪屠宰设施的屠宰速度上限，尽管这一行业中以被种族化的劳动者（racialized workers）为主的群体长期承受着极高的工伤率。

此外，鱼类与野生动物服务局（Fish and Wildlife Service）与国家海洋渔业局（National Marine Fisheries Service）显著削弱了《濒危物种法》（Endangered Species Act, ESA）的保护力度，取消了对灰狼的联邦保护资格；鱼类与野生动物服务局自 2017 年以来还第三次批准了极度濒危黑犀牛的战利品进口许可，允许一名猎人支付 40 万美元在纳米比亚射杀该动物。此外，77 个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扩大了狩猎与捕鱼活动，批准了使用新烟碱类杀虫剂（neonicotinoids）和转基因种子的计划，取消了墨西哥湾关键海域在蓝鳍金枪鱼（Bluefin tuna）繁殖高峰期的渔具限制，并实质性削弱了《候鸟条约法案》（Migratory Bird Treaty Act）。在缩减保护区规模（如熊耳国家纪念地 Bears Ears 与 Diné Bikéyah），以及将圣地（sacred land）转变为采矿区（如橡木平顶 Oak Flat 与白山阿帕奇 White Mountain Apaches 领地）的过程中，原住民的诉求与意愿被系统性忽视。

3.4 贬低社会与生态再生产

正如前文所示，资源榨取主义及其对生命世界造成的系统性摧毁，长期以来一直是生态女性主义批判的核心议题之一。这一批判涵盖了对社会再生产（social reproduction）与生态再生产（ecological reproduction）的持续贬低，以及对经济生产（production）的过度抬高——而这种不平衡对性别化的景观（gendered landscapes）与生命形态产生了深远影响。

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feminist Marxism）与生态女性主义内部的一项长期研究传统，反复强调经济生产与社会再生产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资本主义积累之所以得以实现，正是因为它系统性地剥削那些被视为处于“经济领域之外”的事物，尤其是自然与社会再生产。由于这些所谓的“超经济领域”（extraeconomic domains）在资本主义父权体制中同时被性别化为“女性化的”（feminine），这一批判由此将女性主义与生态主义紧密联结起来，用以思考性别如何以不同方式塑造资本积累过程。

在这一研究脉络中，一个尤为重要的理论转向，来自西尔维娅·费德里奇（Silvia Federici）对“女巫”（the witch）这一形象的历史性运用。费德里奇通过这一意象，揭示了女性身体与女性劳动在原始积累（primitive accumulation）过程中被系统性剥夺的历史及其核心作用。她明确指出：如果不理解资本主义如何持续窃取和占有女性化的劳动、身体与空间，马克思主义批判本身就是不完整的。通过对档案文献与二手资料的细致分析，费德里奇表明：数以千计女性的死亡，以及她们被贬抑并限制于“家庭主妇化”（housewifery，用语源自 Maria Mies）的社会角色，与资本主义的形成与扩张同步发生——这些过程既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同时也反过来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换言之，资本主义对女性化事物的贬低与施暴，并非偶然副作用，而是其持续生存与增长的必要条件。

从这一视角出发，照护（care）问题被置于环境批判的核心位置。相关研究一方面指出，女性及其他被女性化主体在维系生命过程中投入了高度不成比例的劳动；另一方面也强调，如果不将身体-疆域（body–territory）视为一个整体，就无法充分理解资源榨取主义对生命造成的真实影响。这一理论取向同时激发了对全球公共资源的高度关注与紧迫防卫意识，因为这些公共资源对于生命的持续至关重要。

受到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启发的生态女性主义者，还进一步质疑资本主义内部对工人与社区之间边界的清晰划分，并再次提醒我们：生产与社会再生产始终交织在一起。这一洞见对资源管理、自然保护与生态治理具有直接而深刻的启示意义。正如科拉德（Rosemary Collard）与登普西（Jess Dempsey）所指出的，生命与生命世界往往被人为切割、分区与分段治理。性别化的自然理解也反映在某些试图“缓冲”自然破坏的政策实践中——这些实践通过一种“片段化的可持续性”（segmented sustainability），在特定空间中保护特定物种，却将其余区域完全交由粗放甚至暴力的开发逻辑支配。

作为回应，女性主义与反殖民理论的转向，提出应当将资源管理与自然保护重新框定为一种与生命世界中的公正经济深度融合的整合生态学（integrative ecology），这一框架同样适用于城市环境，而非仅限于所谓“自然”或“荒野”空间。

在此基础上，本文接下来将转向对生态的防御、重构与创造——这些生态嵌入于复杂的疆域之中，以根植网络（rooted networks）^[21] 的形式存在，构成由多样知识体系与生活经验交织而成的、彼此联结的多重世界。当如此之多的涌现生态（emergent ecologies）正遭受前所未有规模的资源榨取主义冲击时，防御便成为人类及其他生命存在者在地方与跨地方尺度上实现生态存续的前提条件。我们认为，这些努力可以被理解为以照护为中心、肯定生命的解放性涌现生态（emancipatory emergent ecologies）的重要组成部分。

扎根于特定疆域之中的关系网络，与其他生命与精神存在相连，并具有物质与生态层面的联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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