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外发散｜想象跨性别：包容的逻辑（一）

引言

在拉拉和男同社区服务中心（Lesbian and Gay Community Services Center）一个忙碌的早晨，我结束在三楼的性别认同项目（Gender Identity Project）之后走下楼梯，穿过拥挤的大堂去购买咖啡。途中我停下看了中心的通告板，在众多的通知、海报和签名以及寻找支持小组、派对、室友和筹集资金的内容之中，我被一句简短的话吸引了：

“你觉得自己被中心排斥了吗？”

这句话的后面列举了中心的工作人员的许多行为：拒绝跨性别者入内；不允许跨性别小组在这里见面；在人员招募中歧视跨性别人群；作者在最后要求中心将跨性别人群纳入到它的日常运作和中心本身的命名之中，承认并且结束针对跨性别人群的歧视。我回到楼上找到Rosalyne,她也已经看到了这张海报。作为中心的负责人，她感到十分气愤，因为她觉得海报的作者忽略了她已经在努力将跨性别议题纳入进中心这一点。然而，这张海报和Rosalyne的沮丧，指向了一个更大的议题，亦即，把跨性别（和双性恋）容纳进美国过往男同与女同组织的名字、宗旨和政治议题里面。

作为比喻的包容

很明显，这张海报的匿名作者是一名对中心感到不满的成员，ta指出中心工作人员的一些行为不仅在空间上，并且在更广泛的话语层面上将跨性别认同者（transgender-identified）的人排除在外。通过援用“排斥”（exclusions）——指出跨性别群体如何被中心排斥，以及中心名称本身没有“跨性别”这个词，海报的作者明确强调了将跨性别者容纳进男同性恋与女同性恋组织之中的要求。

但是，就像我在之前的章节里所描述的一样，这样的诉求又被另一个事实所复杂化——自我认同为跨性别者的活动家和学者们同时又会强调他们与拉拉和男同在身份，历史和行动主义（activism）上的不同。这个矛盾可以被具体展开为两个方面，第一，在历史上，跨性别议题经常被不恰当地归纳进女同性恋与男同性恋议题之中，导致跨性别者对于女同性恋与男同性恋历史的贡献经常被忽视(例如Feinberg 1996)。就像我在第一章中讨论的那样，很多活动家都表明跨性别者，尤其是有色跨性别认同者（transgender-identified people of color）处于石墙暴动（Stonewall riots）的中心，而石墙暴动却往往被认为是同性恋解放运动的起点。第二个有关的论据是，虽然跨性别社区与女同性恋和男同性恋社区是相似的，但两者拥有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截然不同的历史（如Devor and Matte 2004, Lombardi 1995）。这些论据本身由跨性别历史和同性恋历史之间存在明显历史区别这一点所支撑，但同时又通过“类比”方法固化了这种差异^[1]。尽管如此，在前述两个论断里，对包容的呼吁造成了男同性恋/女同性恋和跨性别在社区、身份和历史之间的存有论上的差异，即使它们让这种差别变得复杂化。

在这章里面，我会检视这一对“包容”的呼吁，以此分析“包容”的历史和现代意义——使跨性别认同者和同性恋（gay and lesbian）活动家认同他们之间分享着共同的历史的同时，也坚持他们之间存在着不同。我在此处对包容的分析关注在一些类别（categories）最开始被生产出来以示区分的过程，这让一些人能对照自己是被某个分类所包容还是排除。因此对我而言，“包容”不是一个简单的政治行动，它本身就是一个分析的对象，因为它预设了这些运作着的政治分类之间存在一致性。正如历史学和人类学主题中身份化（identification）和类别化（categorization）的争论一样，“包容”的比喻指向的是在不同历史和当代身份之中产生的模糊性。并且，就历史学和人类学主体的重新塑造而言，这种模糊性是在同性恋和跨性别两者的边界之中产生的，而这些边界本身是由阶级和种族所塑造的。

然而，无论这些复杂性是什么，此类主张确实产生了影响：从全国的行动组织（比如National Gay and Lesbian Task Force）到专业组织（比如Society of Lesbian and Gay Anthropologists）再到大学和社区社交小组，90年代的男同性恋与女同性恋组织已经将“跨性别”（和“双性恋”）纳入到了它们的宗旨、规划，甚至是它们的名字之中。的确，“LGBT”（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已经替代“男同性恋”（gay）或“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gay and lesbian）而成为经常出现在新闻稿、会议标题、宗旨宣言之中的缩略语。尽管女同性恋和男同性恋曾经并且现在仍然抵制这样的包容行为，但自90年代早期以来，人们已经越来越觉得跨性别群体应当被纳入女同性恋和男同性恋组织。

这种共识由两个相关的论据所支持，这两个论据也试图解决之前所述的矛盾。首先，与男同/女同相关的政治和社会问题，例如仇恨犯罪和就业歧视，同样与跨性别群体有关。同时，男同性恋，女同性恋和跨性别群体又都坚持，男同性恋/女同性恋议题在性质上区别于跨性别议题，因此两个群体有着不同的目标和策略（如Devor and Matte 2004, Frye 2000, Lombardi 1995）。借用民主代表制（democratic representation）的模式来看，参照不同利益群体所代表的利益是最好的解决政治诉求的方式，所以“跨性别”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存在而被包括在当代LGBT政治，即使（LGBT）这个缩略语暗示了（这四个群体之间）诉求的相似性（参见Phelan 2001: 115–38）。

围绕着“包容”而展开的跨性别运动是在90年代时期更广泛的以“跨性别”类别发展起来的运动和倡导的一部分。这样的行动主义被包括Transexual Menace, GenderPAC, Transgender Nation,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ransgender Law and Employment, Policy (ICTLEP), the National Center for Transgender Equality (NCTE), the New York Association for Gender Rights Advocacy (NYAGRA), It’s Time, America! (ITA)在内的许多组织运用在医疗机构、媒体报道、司法制度、立法机关以及公司企业之中（参见Califia 2003 [1997], Wilchins 1997, Feinberg 1996, Meyerowitz 2002）。虽然我也会在本章和下一章中讨论司法和立法倡导，但我想对我为何关注在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组织中的（跨性别）“包容”行动作出几点原因上的说明。第一，（“包容”跨性别）这一点在我的田野期间是围绕跨性别的意义生产中心。第二，即使性与性别身份（sexual and gendered identities）是大多数我之前提到的行动和倡导的焦点，针对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组织的（包容跨性别）行动尤其有趣，因为跨性别活动家和同性恋活动家都将两者间的相似和区别看作是十分重要的。

我们称作种族和阶级的社会体验也影响着包容的实践和话语。从当代跨性别行动者认为是贫困有色跨性别者领导了石墙暴动，到现在要求LGBT组织解决有关贫困和种族歧视的问题，“种族”和“阶级”成为了这种行动主义中分析和行动的显著类别。但是，我们将会看到，“性别”（gender）“性”（sexuality）“种族”（race）“阶级”（class）在行动之中有完全不同的命运。在文中我会展示，哪怕种族和阶级被包含在了行动的语境里面，它们，就像性别和性一样，被归因于某些群体所代表的社会差异。对照我第在二章和第三章中的分析，我认为把性别，性，种族和阶级分别与特定群体相提并论的行为损害了这种行动主义的潜能，但这也同时生产了一些是行动的一部分却又与其不完全一致的主体。

我通过三个相当不同却又同样充满政治和情感的语境对明确的包容（explicit inclusion），含蓄的排斥（implicit exclusion）以及它们的历史进行分析。我的分析从一个地方的社区中心出发，再到全国的LGBT行动者会议，最后到美国国会。对包容和排斥的主张充满了情绪，因为它们本身就是个人身份和国家政治所讨论的主题。正如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所说，“所有边界都是危险的”因为“任何思想体系在它的边界都是脆弱的”。我将会审视男同/女同和跨性别活动家们如何协商这些分类的边界，但我同时也会分析所谓“包容”的话语如何在事实上推动了另一种排斥的产生：将性别多元排除为一种巩固同性恋身份的体验。总结而言，我认为在同性恋（gay and lesbian）组织中容纳“跨性别”反而在事实上让脆弱的“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身份的边界变得稳定。而正是因为这些分类的边界同时被种族和阶级所塑造，我想展示这种包容本身如何被民主模型所强调的“不同”所削弱了。然而，在分析这些事情之前，我们需要先考虑这样的行动主义是在何种语境下成为可能的。

集体行动与新社会运动

在20世纪后期全球政治、经济和社会处于变革的情况下，跨性别运动的兴起并不罕见。它的前身是在二战后一系列基于性别（gendered）、性（sexual）、种族（racial）、民族身份（ethnic identity-based）的运动以及环保主义和患者权利的社会议题。在这里我所关注的是这些运动之中有关性与性别身份的那些。

这些运动往往被称作新社会运动（new social movements, NSMS），它的形式，如果不是完全取代了二战后以劳工和阶级为基础的话语的话，就是重新塑造了西方基层政治行动的话术（参见Edelman 2001, Laclau and Mouffe 2001 [1985], Melucci 1996, Seidman 1993）。如果说劳工运动是源于阶级冲突，新社会运动则被认为起源于“现代性的危机，集中于围绕符号资源、信息资源和文化资源，以及独特性和差异权利（the rights to specificity and difference）的斗争”，这生产出了新的被多重定位（multiple-positioned）的社会主体。而在这些政治诉求的中心是对于集体和个人身份的强调。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 1992）曾提及这些“承认的政治”，他写道：“这个命题的意思是说，我们的认同部分地是由他人的承认构成的：同样地，如果得不到他人的承认，或者只是得到他人扭曲的承认，也会对我们的认同构成显著的影响。所以，一个人或一个群体会遭受实实在在的伤害和歪曲，如果围绕着他们的人群和社会向他们反射回来的是一幅狭隘的、贬损性的和令人蔑视的形象。拒绝承认或扭曲了的承认是在施加伤害，更是压迫的一种形式。它将人囚禁在一个虚假的、扭曲的、贬损的存在状态之中”(25; 另参见 Brown 1995, Fraser 1997)。

身份/承认政治的批评者认为，这种政治不能解释经验的复杂性，也无助于理解身份的交叉和相互影响。同时，基于身份的行动主义（activism）中的普遍主义倾向常常掩盖了普遍存在的政治和经济的不平等，身份/承认政治也无法解释这些复杂的形式(如 Boykin 1996, Fraser 1997, Moraga and Anzaldúa 1981, Vaid 1995)。在基于身份的政治中，简单地承认“种族”或“社会性别（gender）”作为一种行动的类别的行为本身不足以复杂化那种同质化且单一的身份的假设。批评者认为，这些假设默认地根植于一种现代西方白人男性视角的主体模型，即自我的、有明确意图的、追求自我最大化的主体(Alarcón 1990)。

另一些批评者（如 Harvey 1993）更具体地关注身份/认同政治的兴起与自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的政治经济格局转型之间的联系。这种转型的代表就是新自由主义，即“一种后凯恩斯主义的社会秩序模型，将不受限制的市场力量视为实现经济增长和保障社会福利的最有效手段”（Maskovsky 2002: 266）。从这一视角来看，身份/认同政治是由国家支持的企业对进步左翼的收编，抛弃了以劳工和阶级为基础的联盟，还背离了赞成自由平等的有意义的正义政治。的确，基于身份的政治运动与可开发的市场利基之间的共鸣被一些同性恋作家视为实现认同与权利的关键所在（如 Kirk & Madsen 1989），尽管其他人提出了警告，认为公民权利正被重新定义为消费的权利（如 Chasin 2001，Gluckman 和 Reed 1997，Maskovsky 2002，Raffo 1997，Sender 2004）。^[2]批评者对“市场即选民”的担忧在于，它将政治行动者简化为（一个默认的白人中产阶级）消费者，并抹去了居于LGBT政治核心的对经济与种族正义更广泛的议程。^[3]

然而，这些进程都未完成，也尚未成为主流。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 1997b）和丽莎·杜根（Lisa Duggan 2003）都认为，将“再分配”/经济正义政治与“承认”/身份政治分类为截然不同的实体是站不住脚的，也无助于实际问题的解决。南希·弗雷泽（Nancy Fraser 1997）进一步指出，身份政治经常因其普遍主义倾向而受到批评，但它实际上起源于二战战后左翼对白人性、男性气质和异性恋代表的普遍主义的挑战，“因此，它们与正义密切相关”（5）。杜根（2003）通过多个案例研究表明，经济正义政治无法与围绕身份组织的强烈政治情感分离。此外，Edelman（2001）以及 Fox 和 Starn（1997）对“新社会运动”这一常被用于描述战后出现的运动的称谓持一定程度的保留态度，因为这种“新”不仅忽视了当代基于身份的斗争的历史属性，同时也忽视了集体行动从来不仅仅是关于阶级或经济不平等的问题，正如“再分配”与“认同”之间的二分法所暗示的那样。

不出所料，这些争论也出现在跨性别的行动主义中。首先，当代自我认同为跨性别身份的活动家们广泛探讨了需要将跨性别政治置于更广泛的正义政治框架中的必要性（Cartwright 2000，Feinberg 1996），或者明确批判了身份政治的局限性（Wilchins 1997）。^[4]其次，正如 Meyerowitz 所指出的，当代跨性别身份认同者所主张的行动主义具有悠久的历史，其中许多行动远比单纯的“承认”更加激进（2002: 226及以下；另见 Members 1998）。与此同时，承认的诉求与这些政治诉求紧密交织。例如，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同性恋与女性主义媒体（第一章中曾引用）表明，对“包容”的诉求并非一个新现象，当时自称为“变装皇后”、“异装癖”和“变性人”的群体就已经在在更广泛的同性恋社区中要求获得承认。

Broad（2002）指认了另一个有共鸣的张力，这一张力将跨性别行动主义作为承认/身份政治这一简单的概括性定义复杂化了。她指出，从20世纪90年代最早的跨性别行动主义开始，就一直存在着 Bornstein（1998）所描述的“性别捍卫者（gender defenders）”（即那些将跨性别视为一种稳定身份的人）与“去性别化（genderfree）”（明确批判二元性别作为一种社会控制体系的立场）之间的紧张关系（另见 Roen 2002）。Broad 扩展了 Bornstein 对“去性别化”分析，揭示这些政治如何沿着具身性（embodiment）、阶级、种族和性向（sexuality）的维度，从跨性别经验本身复杂化了20世纪90年代的跨性别行动主义。实际上，这些复杂的动力也塑造了了跨性别社会运动的构成及其应该如何的辩论：是追求对二元性别体系的广泛变革（如 Wilchins 1997），还是在现有法律和医学对性别、性向定义的框架内争取跨性别认同者的权利（如 Monro 和 Warren 2004），亦或是推动一项更广泛的政治，关注系统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不平等（如 Currah 2003；参见 Gamson 1995）。

当然，这些立场并非相互排斥，但尽管存在对身份政治的批评、运动的“分裂”（Broad 2002）以及关于策略和目标的辩论，当代跨性别行动主义的主要焦点已转向对承认和“包容”的诉求。^[5]此外，这些1990年代和21世纪初的跨性别行动主义的诉求在后石墙时代已被重塑。当代跨性别身份的活动家要求的是“包容”一个独立的群体——即跨性别者在更广泛的“LGBT”社区中的地位，而不是像1970年代的活动家那样扩展“同性恋”的解释性和认同性框架。因此，1990年代迎来了一种质变，通过后-1970年代以来身份类别在组织、社区中心以及社区衍生的文献中的制度化过程，差异能够被编纂和阐明。

尽管跨性别行动主义的性质十分复杂，也充满了围绕其展开的讨论，不过，关于“包容”的一些关键时刻却定义了20世纪90年代初明确以跨性别为名的行动主义。其中，Califia（2003 [1997]）等人曾提到，1991年跨性别女性Nancy Burkholder被驱逐出密歇根女性音乐节（Michigan Womyn’s Music Festival）这一事件是新一轮行动主义的催化时刻。这一年度性的音乐、文化与社会活动专为“生而为女性的女性”（“womyn born womyn”）举办。Burkholder 被驱逐，随后跨性别女性被禁止参加该音乐节，这进一步引发了抗议活动（且至少一定程度上受到 Sandy Stone 同年出版的《帝国反击战》The Empire Strikes Back的刺激）。这些事件不仅概述了许多关于包容的诉求，也重新调整了“包容”这一支柱性的概念。在 Burkholder 被驱逐后，一群跨性别活动家在节日入口附近建立了“跨性别营地”（Camp Trans），由此引发了关于跨性/别者（transgende and transexual），无论是女性还是男性，在音乐节的处境的持续讨论，而这一问题至今仍未完全解决。^[6]密歇根音乐节的争议体现了20世纪90年代跨性别行动主义发展中的一些核心张力。一方面，随着跨性别作为一种行动和分析范畴的兴起，跨性别认同者及其盟友主张，个人有权认同某一性别，而不论其生理特征或身体经历（例如 Wilchins 1997）。另一方面，音乐节的组织者及其支持者坚持认为，参与资格应基于一种单一的女性经验——从出生即为女性并一生都认同为女性（“womyn born womyn”）（例如 Mantilla 2000）。如同20世纪70年代初围绕跨性别男性（FTMs）和“铁T/美P”（butch/femme）角色的争议（Rubin 2003），这在本质上也是关于“什么算作女性”的争论。然而，也存在显著的不同：跨性别活动家并不试图融入更广泛的“女同性恋”或“男同性恋”群体，而是明确呼吁对跨性别认同者权利的具体承认。

1993年，Brandon Teena（或对一些人来说，Teena Brandon）被谋杀，这一事件是行动主义的另一核心时刻。^[7] 我将在第六章中更详细地讨论这一案例。但与密歇根事件类似，围绕Brandon Teena谋杀案的跨性别行动主义体现了一种新的诉求：要求同性恋群体不仅承认跨性别者是一个独立的身份类别，同时也应该将跨性别者的关切纳入同性恋运动和社区建设之中。

引用Gamson（1995）的话：“稳定的集体身份，对于谁、在何时，又如何，是社会行动和社会变革的必要条件？”（第412页，原文强调）。对此问题，我想再补充几点。如果正如在第二部分我同许多人讨论的那样，有些人已经认为自己毫无争议地被纳入了“同性恋”这一类别，那么“包容”的意义何在？Broad（2002）讨论的“去性别化”政治是否会产生对跨性别制度化的质疑作用？此外，如果这样做会引发关于这些身份类别之间关系的进一步探讨，跨性别认同者为什么会希望被纳入同性恋组织？

正如我在上文中提到的，这些问题还要求我们关注“包容”中的种族和阶级政治。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些政治如何运作，我现在想探讨一些当代包容政治得以体现的场所和事件，并在这些发展背景下审视上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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