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澎湃思想市场《卡斯评估》：我们的生命不是狗哨政治的玩物，也不是思想市场交易的资本

作者介绍：

跨儿学术小组 Trans in Academia! 建立于 2023 年。作为由华语跨儿 / 跨性别者建立和主导的组织，跨儿学术小组致力于记录我们所在社群的理论和实践知识，帮助跨儿求学、进修、工作，分享与跨儿有关的学术动态，并以跨儿的视角发声。

网址：transacademic.org

咖喱拉面以人类学的视角介入华语语系跨儿社群的过去与现在，关注围绕着跨儿的知识生产与科学技术。

离游在英国学习国际政治和哲学，熟悉英国跨性别医疗体系。

引言

龚克于 2017 年在《澎湃思想市场》的一篇文章里，介绍了什么是「狗哨政治」：

所谓 「 狗哨政治 」 ，指的是政治文宣中的一种话术，即在表面上平淡无奇、中规中矩的宣传中，掺入某些特殊信息，只有目标群体能够心领神会，仿佛狗哨能够发出超出人耳接受频率的高频哨声，人虽然听不到，狗却能够听到。

这种暗藏「弦外之音」的宣传方式，一般会让对相关议题所知甚少的人们感到不明所以。但有的时候，这类话术也会成功让人们产生误解，从而对它信以为真。为了达成这个效果，狗哨宣传需要符合直觉、引起尽可能多的注意，但也非常含糊。因此，要想听到宣传者真正传达的信息，则要聚焦于该宣传所处的语境，看到该表述背后被隐藏的信息。

比如，「性是真实的（sex is real）」这句话，本身是一个非常含糊的观点：「sex」是什么？是在说人类，还是说其他生物？是生殖器性别，还是染色体状态，还是配子类型？这种模糊性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此外，这句话又是以怎样的语气被提出的？当人们强调「性是真实的」的时候，他们在与哪些人对话，又希望读者们认为他们在与哪些人对话？

考虑到包括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在内的许多跨儿及性别多元活动家都明确反对过「性不是真实的」这一表述，我们会发现，这句话的最大问题在于， 它不仅是在含糊地说「性是真实的」，而且在虚构一个它试图「英勇」对抗的主流意见。 遗憾的是，除了反跨人士自己，没有任何人会真诚地认为性不是真实的。反而，往往只有跨性别、酷儿和间性者活动家们，才会出于对科学严谨性的考量，关注不同性别化生理特质的细微差别。那些想违背事实、把人类粗暴划分为两个性别、否认「生理性别」多元性的反跨人士们，是永远不会承认这点的。由此可见，狗哨政治的危险之处在于，它往往会让人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支持某种政治议程的宣传。

幸运的是，这种宣传只有在人们不知情的情况下才能正常运作。因此，本文希望梳理及揭示慕谐于 2024 年 6 月 28 日刊登于《澎湃思想市场》的文章《〈卡斯评估〉：对性别焦虑治疗的挑战和对科学行动主义的反击》（下称《慕文》）中的狗哨政治宣传及种种谬误。我们不仅要看到原文说了什么，也要看到它没说什么。这样，我们才能发现， 慕文的目的很可能只是为了吹响「（从跨性别议程里）救救孩子」和「（跨性别）意识形态侵犯学术自由」的狗哨，从而唤起读者对跨儿及性别多元群体的厌恶与恐慌。

我们不想重蹈《慕文》的覆辙，将读者进入一个又一个含糊的狗哨话术里。因此，在进入正文之前，我们还需要劳烦读者与我们一起通过了解本文的一些术语与定义，来尽可能地避免误解。首先，本文的讨论范围是「英语世界（Anglophere/Anglo-American）」。约克大学公共政策学院米里安·史密斯（Miriam Smith）教授的研究表明，虽然《卡斯评估》发表地英国受到了不同于其他英语世界国家的、来自欧盟国家的影响，但美国的性/别多元反抗运动对英国及其他英语世界国家的影响非常深远；因此，英语世界国家，尤其是英美两国在性/别多元议题上是一个合适的讨论范围。其次，我们在文中将用「性/别多元群体」指代广义的「LGBTQIA+」群体，其中「同志」一词相较「同性恋」一词更加强调主体性，而「跨儿及性别多元」则指代「transgender and gender diverse」。

《慕文》与《卡斯评估》之评估

如《慕文》所介绍的那样，英国国民保健署（NHS）在 2020 年 9 月，委任了希拉里·卡斯（Hilary Cass）医生对当时英国的儿童青少年跨性别医疗服务进行评估。根据 NHS 的通告，这一委任有两个背景：「近年来转诊至『性别认同发展服务（GIDS）』的数字有显著提升」，且「该服务正处于从社会心理—心理治疗模式，转变到在此之上外加荷尔蒙药物干预模式的时期」。卡斯医生在 2022 年 2 月发布了一份 112 页的中期评估，后于 2024 年 4 月发布了一份 388 页的最终评估。我们不知道《慕文》所引用的「长达 400 页」的评估来自何处：我们只能期盼作者只是写错了页数，而不是看错了文件。不过，无论是哪份评估都会让我们产生以下疑惑： 为什么是卡斯医生？作为该评估缘起的两个背景是否符合事实？

关于第一个问题，NHS 在选择卡斯医生撰写该评估时，没有经过任何公开透明的竞争过程。更重要的是，卡斯医生是一位专注儿童神经发展障碍的儿科医生，其本人也在中期评估中承认， 她并没有任何跨性别医疗领域的从业或研究经验。 这样一位医生，却被委任撰写一份影响全国乃至整个英语世界的指导性医疗评估，这对于其他任何医疗领域而言，似乎都是难以想象的。试想一下，如果政府在完全不公开选拔流程的情况下，委托了一位精神病学医生撰写关于皮肤科医疗领域的报告，人们难道不会感到疑惑吗？那为何唯独在跨性别医疗领域，这一行为却被允许与夸赞，甚至成为了所谓「研究独立性」的证明呢？ 如果一份报告的「独立性」是靠摒弃医疗专业性、摒弃无数医师的从业经验、摒弃该领域几十年的学术积累、摒弃所有和自己立场不符的证据换来的 ，那就不得不让人怀疑这种「独立性」的意义是否仅仅是为了标新立异，还是充当某种特定立场的「白手套」了。无论如何，《慕文》中对「科学行动主义」的反对与对科学与政治议程分离的呼吁，似乎在面对《卡斯评估》时就不复存在了。卡斯医生这样一位缺乏相关领域专业性的研究者，能够获得国家机构的委任，其评估能够成为 NHS 对未成年人跨性别医疗的权威性指导，难道不正是科学研究的专业性受政治议程损害的体现吗？

当然，我们并不想像《慕文》一样，尝试将这一切描述成一个阴谋。我们想强调的是，与任何人类社会群体一样，医学界是由人与社会关系编织起来的，医疗工作者间的等级制度也会反映到细分领域上。这意味着，医学界不仅内部存在着权力关系，也要与外部权力（如 NHS 背后的国家权力及政党议程）互动。在这些错综复杂的权力交织与互动下，某些领域会获得更多的关注及投入，另一些则不会。跨性别医疗，就是这样一个极度缺乏研究与临床医学资源投入的领域——卡斯医生也反复强调这点。在这一背景下，或许一位研究过儿童神经发展障碍且有行政管理经验的儿科医生，已经是 NHS 为跨性别医疗领域能提供的最佳人选了。但很明显，这距离理想的情况相差甚远。

接着，《慕文》在介绍转诊人数的背景时声称，

2009年，[GIDS] 仅接诊了不到 50 名儿童，其中大部分是男孩。而这一数字在 2022 年激增到近 5000 人，其中大部分是女孩。

这一论断存在三个显著事实错误。其一，《慕文》有意混淆「儿童」与「未成年人」：根据《卡斯评估》内引用的 GIDS 的数据，这些人数指的是 18 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其中 2022 年转诊人数中低于 12 岁的儿童不到 300 人，剩下的数千人都是 12-17 岁的青少年。

其二，根据 GIDS 公布的数据，这些人数均指其接到的社区医生转诊单数量，而非接诊人数。这些未成年人在转诊后仅仅被排在了 GIDS 的等候名单上，需要经过漫长的等候以及 GIDS 的筛选才能获得性别肯定医疗服务。根据 GIDS 提供的数据，在 2015-2016 年，这份等候名单的平均等待时长是两年，而 GIDS 在关停前本就是 NHS 唯一的未成年人跨性别医疗诊所。《慕文》在 明知英国未成年跨性别者只能在一家诊所排队两年以上才能获得性别肯定医疗的情况下，仍认为「年轻人太容易获得此项医疗」 ，不仅罔顾了跨性别未成年人获得医疗的真实困难，也让人怀疑该文作者是否认为未成年跨性别者就完全不该获得任何相关医疗资源。

其三，GIDS 接转诊数量的激增，为何不能是英国未成年人获得跨性别医疗本就阻碍重重、直到近年才有所改善的结果？根据英国 2021 年人口普查数据，在 16 至 24 岁的人群的英格兰及威尔士居民中，有 1.00% 的人自我认同为跨儿，而 16-18 岁的英格兰及威尔士居民约有 202 万人；即，仅仅 16-18 岁的跨儿就有足足 2 万多人。将这个数字与全英国被转诊到 GIDS 的近 5000 名未成年人相比，我们实在难以得出「未成年人被过度提供跨性别医疗」这样的结论。

《慕文》并未说明自己为何要强调接受转诊未成年人的出生指派性别。从下文中可以看出，这似乎是对「未成年女孩」易受「社会传染」影响的忧虑。然而，《慕文》并没有给这一论点提供任何可信依据。文中引用卡斯医生提及的「自称有性别焦虑的未成年人数量从2010年起开始飙升。彼时正是全球社交媒体兴起的年代」 仅仅构成时间上的相关性，但无法说明两者存在因果性。

这一区分至关重要：比如，冰激凌的消费量和因溺水死亡的人数往往密切相关，但两者之间并不存在因果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便需要引入第三个变量（高温）来解释二者的关系。卡斯医生提到的数据也是同理：社交媒体的兴起和确诊性别焦虑的人数存在正相关，同样很可能是社交媒体兴起后，包括未成年人在内的跨儿更易获得相关信息从而开始身份探索，以及「性别焦虑」等术语在 2010 年代间得到了更多的推广与普及等因素导致的。我们可以参考这张记录左撇子数量的图表：当人们不再将左撇子视作「恶魔」的象征，其人数自然会快速上涨直至稳定。「跨性别」及「性别认同」相关的一系列词汇遇到的，也许只是类似的情况。

其实，这一关于社交媒体、「未成年女孩」与跨儿身份的探索的争论，早已是一个在英语世界被拆解得体无完肤狗哨话术。这一表述的起源，便是被《慕文》多次引用并盛赞的利萨·利特曼（Lisa Littman）发明的「速发性别焦虑症」（Rapid Onset Gender Dysphoria）。与《慕文》声称的不同，利特曼已经离开了布朗大学，成立了自己的反跨智库，彻底成为了《慕文》反对的「政治议程与意识形态」的活动家。她在 2017 年发表此项研究之前，没有任何跨性别医疗甚至精神医学方面的经历。根据该研究被刊登的科学与医学期刊《PLOS ONE》对该项研究的再审评论，利特曼的研究属于仅关注了家长、完全忽视年轻人视角的描述性研究，并不能为任何正式诊断提供证据。

更严重的是，该研究在招募家长时本身就有严重偏向性。《连线》（Wired）杂志的一篇文章提到， 利特曼这项研究招募的家长，大多来自一些反对性别肯定医疗模式的网站，这些网站还会告诉家长们，他们的孩子是被一个「用动漫文化把男孩洗脑成女孩的阴谋」影响了。 甚至利特曼本人都承认，她的研究「并没有证实她假设的现象」，因为没有任何临床医生与跨性别者参与了她的研究。强调「客观科学」的《慕文》罔顾利特曼研究的专业性问题，罔顾其研究招募对象时的严重偏向性，将其标榜为「富有开创性的研究」，只能说是在自相矛盾。值得指出的是，被视为「未成年女孩」的未成年出生指派女性往往被迫成为了右翼狗哨政治的焦点。ta 们不仅被视作需要「保护」的孩子，还被视作传统家庭中承担生育责任的女性后备力量，因此需要保存下来。在游说政府削减跨性别医疗支出的狗哨政治中，这一群体成为这种宣传话术的重点自然也不足为奇。

《慕文》中也提到了第二个有关跨性别医疗模式转变的背景，即 NHS 所谓「社会心理—心理治疗 + 荷尔蒙药物干预模式」。这一模式一般被称为「性别肯定医疗模式（gender affirming care model）」。《慕文》中对此模式的评价中两个严重的错误：（一）《慕文》将其误译为「性别肯定护理模式」，我们怀疑作者对医疗语境缺乏最基本的了解：因为「care」一词在英语世界医疗语境里远不止「护理」这一层意思，还可以指「医疗」、「（重症）监护」、「（临终）关怀」、「（个人）护理」及「医疗保健」等，而「护理」一般指「nursing care（照顾/照护）」，很明显性别肯定医疗不仅限于「护理」；（二）我们更无法同意《慕文》耸人听闻地宣称该模式「对儿童采取医疗干预，包括…变性手术」，因为即便《卡斯评估》也已在第 13 章节里明确承认，即便是现有模式下，任何和性别肯定相关的外科手术也都要等到 18 岁以后才能进行。

那么，性别肯定医疗取代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模式呢？

1978 年第三版 DSM 在去除了「同性恋」的诊断时，新加入了「性别身份认同障碍（gender identity disorder，GID）」这一诊断。今天看来，这一诊断的标准或许会显得莫名其妙。例如，如果一位生理女孩「对体育运动很感兴趣」而「对洋娃娃不感兴趣」，那 ta 很可能就会被诊断患有 GID。这一模式依照着过于简单粗暴的诊断标准，将一切性别非常规和反刻板印象的表现都视作需要「治疗」的对象，为宗教等各种形式的扭转治疗提供了诠释空间——在不少情况里，一些顺性别异性恋的未成年人因为性别表达和气质不符合主流期待，也会被诊断为 GID，而被保守背景的家人送去宗教扭转治疗营。

那么，为什么本为了回应性/别多元反抗运动而改动的诊断标准，仍然残留了一些病理化的视角？研究女性主义及酷儿理论与科技医学与社会的塔拉·共萨维斯（Tara Gonsalves）在论文里解释道，这样的诊断标准变动，其实是精神医学内部多种流派和范式的角力妥协的结果：历史上与病理化性/别多元群体更加相关的精神动力/精神分析范式在当时逐渐衰退，而强调去病理化的生物医学、基因学及神经学逐渐兴盛。进入到 1990 年代，随着新的关于性别与身体的医学标准及精确的医学技术程序（如整容外科技术）的发展，医学界也发展出了对不同性别的新外形及容貌标准。对一个人生理性别的判断从 19 世纪对日常生活中较为不可见的体外性器官的判断，转变为更加复杂、更加可见的对下颌线、眉型走向、脸部体毛及声音的判断。同时，第二及第三波女权运动中提出的「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的区分也逐渐被人们接受，两者间的不一致是一个病理化的特征。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一个更为去病理化的、性别肯定的医疗模式逐渐诞生了。

既然这一模式本身就是对病理化视角「拨乱反正」的结果，为什么《慕文》还要依照《卡斯评估》呼吁对这一模式「拨乱反正」呢？很不幸，在开始讨论之前，我们又要指出《慕文》中的两个问题：

一，且不论《卡斯评估》是否如《慕文》声称的那般「釜底抽薪式地摧毁了性别医学的科学根基」，《慕文》忽略了卡斯医生在评估里开门见山地表明自己并不反对性别肯定医疗模式。这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逻辑问题：赞成性别肯定医疗模式不等于赞成为所有青少年无差别提供这种医疗服务；任何临床指引都没有推荐过后者。

二，《慕文》中声称，

医学和科学界在这一意识形态风潮面前也放弃了他们最基本的原则，即循证原则。大量迎合这一平权叙事的『科学研究』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了。

作为一个起源于 1990 年代、结合研究证据、临床经验与患者需求的一种新兴的临床医学范式，「循证医学（evidence-based medicine，EBM）」并非是「医学和科学界」的什么「最基本的原则」。相反，由于其特殊性，包括儿科在内的许多医学领域目前很难按照最佳的循证医学标准进行实践。正如耶鲁大学儿科教授梅乐迪斯·麦克那马拉（Meredithe McNamara）及其他 8 位医师及研究者发布的《循证批判〈卡斯评估〉白皮书》（下称《白皮书》）中所说， 没有一个儿科领域能达到卡斯医生在《卡斯评论》里的标准。 《白皮书》指出，儿科医疗的重点在「谨慎使用我们目前拥有的最佳证据的治疗方案……如果医师拒绝进行循证依据不完美的治疗，儿科医疗几乎等于不存在。」作为儿科医生，卡斯医生明知循证医学无法适用于儿科，但却故意不提及这点，未将性别肯定医疗模式与其他儿科领域一视同仁。

首先，《白皮书》指出，在儿科领域里众所周知的是，由于涉及未成年人，医生和研究者们面临着非常复杂的知情同意程序、病情罕见性、儿童特殊生理状况、资源投入不足等难题。所以儿科的各个领域都很难进行大规模的随机对照试验（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RCT），这其中当然包括性别肯定医疗。《卡斯评估》本身也指出跨性别医疗需要更多临床研究。然而，医生们也不能因为没有足够多的研究证据就忽视病患的需求，置其生死于不顾。

此外，《白皮书》提到，儿科临床实践在很多时候并不是在拥有高质量研究证据进行的，而是在有根据的临床实践指引下进行的。在高风险情景下，这已经成为了被接受的实践，即便这些实践的相关长期资料仍在收集过程中。他们举出的例子是胰高血糖素样肽-1（Glucagon-Like Peptide-1，GLP-1）类似物在治疗儿童代谢综合征里的应用。儿童使用该物质的测试只进行了 1-2 年，其长期影响及成年之后的影响也是未知的；但因为这一代儿童的糖尿病前期、非酒精性脂肪肝病、高血压及睡眠呼吸暂停等疾病的发病率非常高，因而医师在权衡利弊之后，仍然会考虑让儿童使用 GLP-1。

此外，循证医学也并非如《慕文》描述得那般如「黄金标准」一样完美。临床流行病学之父阿尔万·冯斯坦（Alvan Feinstein）曾在其论文里批评过，

在循证基础上作出临床决定是一个令人敬佩的目标，但这一目标会受损于其收集的『最佳可用证据』带来的受限的质量与视野。

他在这里指出的，是循证医学里一些公认与统计学相关的问题，例如干扰 p 值（p-value hacking）、对正态分布中亦然有医学价值的「长尾巴（long tail）」病例的忽视等；而伊可宝·拉特纳尼（Iqbal Ratnani）等医生在一篇讨论循证医学的论文中也提到， 许多医师实际上对统计学并不是很熟悉，往往会盲信对一些看似严谨的随机对照试验，无从作出批判性而谨慎的判断。在证据方面还存在无法纳入「灰色文献」的问题，即因相关领域同行太少无法同行评论或统计学质量不达标（这往往是因为过度依赖 p 值导致的）等原因而没有发表的文献。此外，在临床实践中，许多医师并没有将循证医学的三要素一视同仁地对待：很多时候研究证据更加重要，而临床经验与患者需求往往被排在后面。

总而言之，考虑到循证医学本身的问题和儿科医疗面临的困境，我们只能期待有更多的资源能投入跨性别健康领域，确保未成年跨儿们与其他未成年人同等重要的福祉；即便是《卡斯评论》也承认这点。而《慕文》所谓「釜底抽薪式摧毁」或「科学和教育『跟随』了政治议程和意识形态」在上述讨论面前，也就不攻自破了。

此外，《慕文》也错误地将缺乏优质证据的责任归咎于「GIDS 和性别诊所拒绝提供接受治疗的儿童和青少年的长期跟踪数据。仅有一家性别诊所愿意提供相关数据」；这又是一个令人汗颜的自相矛盾。我们前文也提到过， GIDS 在关停之前是英国唯一一家为儿童及青少年服务的性别诊所，然而慕谐上一句说着「GIDS 拒绝提供相关数据」，下一句又说「仅有一家愿意提供数据」。 那么请问作者，这所全国唯一的性别诊所到底是有没有提供数据呢？

围绕着《卡斯评估》，《慕文》中的谬误还有很多。《慕文》看似通篇大力支持《卡斯评估》，实则常常对《卡斯评估》进行断章取义。《慕文》中「引用」卡斯评估称，

在使用青春阻滞剂进行治疗期间，儿童或青少年的骨密度受到损害，他们的生长发育可能落后于其他青少年。

然而《慕文》拒绝告诉读者的是，卡斯评估的原文紧接着就写道，

需要更长期的随访，以确定继续进行男性化或女性化激素治疗与不进行的青少年在成年后能否完全恢复骨骼健康。

青春期阻滞剂究竟会不会引起不可逆的骨密度损害，卡斯评估并没有下结论。而卡斯评估对青春期阻滞剂可能引起骨骼密度下降的担忧，也远非如《慕文》所称具有「颠覆性」，而是早已在跨性别医疗领域、甚至跨性别社群内部被熟知的注意事项。比如，跨性别医疗机构 GenderGP 在 2022 年一篇介绍青春期阻滞剂与骨骼健康的文章中写道，

使用青春期阻滞剂的青少年或天生较晚进入青春期的青少年可能会错过重要的骨骼生长期。重要的是，要确保青春期的推迟不会超过必要的时间，并在患者准备就绪后尽快引入激素。

《慕文》还引卡斯评估称，

使用青春期阻滞剂可能会暂时或永久地破坏大脑发育，这可能会对年轻人做出复杂风险决策能力产生重大影响，并可能产生长期的神经心理学后果。

需要注意的是，这句话一直在使用「可能」这一限定词。在卡斯评估的原文中，青春期阻滞剂对大脑发育的影响是其「担忧（concern）」，并非其支持的结论。卡斯评估的后文中写道「一项最近的文献综述发现，关于青春期阻滞剂对短、中、长期的神经认知发展之影响的研究非常有限。」这两项担忧都被卡斯评估认为仍需要研究验证，然而《慕文》以误导性的行文，将其伪装成了卡斯评估得出的结论。

更多的事实谬误与狗哨话术

经过前面一节纷繁的梳理，相信读者都意识到了这一点：单纯用事实驳斥《慕文》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稍有媒介素养的读者会知道，事实与偏见并不是互斥的，呈现事实方式为偏见留出了不少空间。通过操弄事实呈现的方式来散布针对跨儿及性别多元群体的偏见，这样的做法在《慕文》中多次出现，下面是其中一些：

一、《时代 》 周刊文

《慕文》引用了 2014 年美国《时代》周刊一篇题为《跨性别转折点（The Transgender Tipping Point）》的封面报导，该报导以封面人物之黑人跨儿模特及演员拉薇安·考克斯（ Laverne Cox ）的获奖演说开篇，引出了彼时美国性/别多元反抗运动的现状和困境：一方面，更多真实且正向的跨儿和性别多元者形象呈现在了大众媒体及娱乐业中，「跨性别」一词也进入了公共话语场，加州一些学校也开始尝试接纳正在进行社会过渡的跨儿，而相关的精神医学诊断在 2013 年由强调「障碍」的「性别认同障碍（gender identity disorder）」改为描述主体体验的「性别不安（gender dysphoria）」。但另一方面， 跨儿及性别多元者仍要面临在学校和职场被攻击和骚扰、找不到安全的厕所与更衣室等私人空间、无法或很难更换身份证明文件、难以获取医疗资源、尚未拥有平等雇佣权益等困境 ，文中也采访了一些宗教保守派的反跨团体，他们发声否定「性别（gender）」这一概念，并称跨性别体验为「妄想症」。这些都是「大写的事实」。

那《慕文》是如何呈现这篇文章及文中的事实的呢？《慕文》声称该文说明「科学和教育『跟随』了政治议程和意识形态」，证明了「跨性别治疗已经成为了平权运动的一项重要议题」。对于一篇几乎未谈及跨性别医疗细节、更未涉及未成年人医疗的报导，《慕文》误读、曲解与混淆概念（如「民权」与「平权」，「议题」与「议程」），牵强地将「未成年人」拉扯进来，并进一步声称任何提出质疑的人都会被「诽谤」、「取消」及「失去他们的工作和声誉等等」。而《慕文》引用的《时代》周刊原文里，明明就有许多大大咧咧地表达自己反跨立场的保守派。 他们不仅从未被「诽谤」和「取消」，反而还因为自己的反跨观点赚得盆满钵满，甚至被誉为这个自己从未涉足过的领域的「专家学者」 ，可见这种论证有多么荒唐。

二、各类组织

《慕文》中两次提及所谓「权威医学机构」的「美国儿科医师学院」（American College of Pediatricians，ACPeds），实则是一个成立于 2002 年的反堕胎、反性/别多元者抚养权的儿科医师团体。该组织有大约 700 人，主要由保守福音派基督徒组成，且进行过性取向扭转治疗。该团体的创办者因政治理念不合，于 2002 年脱离了「美国儿科学会」（American Academy of Pediatrics，AAP）这个成立于 1930 年、拥有 67000 多名成员的学会。AAP 早在 2018 年就出台了《确保儿童与青少年跨儿及性别多元者的综合医疗与支持》的政策声明，支持性别肯定医疗模式。

此外，《慕文》还诋毁世界跨性别健康专业协会（World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 of Transgender Health，WPATH）的专业性，称其为「一家非正式的医学机构」、「NGO 组织」与「激进的非营利组织」。《慕文》没有提到的是， 制定和出版当今世界精神医学诊断标准 DSM 的美国精神医师学会（American Psychiatrist Association）也是在相关法例下注册的 NPO ；而美国心理学会也是一家 NGO 与 NPO。《慕文》采信 ACPeds 这样带有强烈宗教背景的团体，却暗示 WPATH 不专业；这让作为读者的我们很忧心，我们不仅面对着一位带有双重标准的作者，或许还在面对一位在进行公共写作时，过分地让宗教信仰影响写作质量的作者。

三、所谓「误诊」

《慕文》声称，

大量接受了跨性别药物治疗的未成年人，其实是各种心理疾病的患者。也就是说，性别医生广泛地使用了青春阻滞剂或性别激素『治疗』了大量不相干的心理疾病。

作者在此尝试暗示这些「性别医生」误诊了许多患者。然而，医学中有一个基础概念叫做「多发病（comorbidity/co-occurring）」，指一个人患有多种疾病。很多时候性别焦虑与其他精神健康挑战的关系非常复杂，很难判断是否「不相干」或孰先孰后。

同时，为什么一个人在面临这些精神健康挑战时不能同时探索让自己更加舒适的性别身份认同？《卡斯评估》也指出，

如果不同时解决更广泛的心理健康和/或社会心理挑战问题——例如家庭问题、学校生活或社交活动障碍、霸凌及少数群体压力等，那么仅提供 [临床医疗] 是不够的。

我们在前文引述的耶鲁大学医学院麦克那马拉教授的《白皮书》中也写道，「没有证据支持治疗多发病的心理健康障碍会改善性别焦虑的核心症状。」

四、GIDS 之关停

《慕文》中对 GIDS 关停始末的描述具有严重误导性。《慕文》声称「直至2021年，GIDS才承认该研究是无法被复制的。该机构经过了一系列的丑闻之后于去年关闭。」根据 BBC 在 2022 年的报道，GIDS 的关停并非由于「荷兰议定书不可复制」或「一系列丑闻」，而是由于卡斯医生的《中期评估》认为，该机构的转诊患者等待时间过长，且它忽视了性别烦躁外的心理健康问题。

更重要的是，GIDS 的关停并非是因为 NHS 停止对未成年人提供性别肯定医疗服务。根据 NHS 的公开发言，NHS 关闭 GIDS 是为了用区域性的医疗中心代替它，从而提供能与其他心理健康服务结合的整体性医疗。

「救救孩子！」：一段保守派狗哨极简史

在正面揭露和反驳完《慕文》中的种种错误表述后，我们希望回到历史，昭示我们对《慕文》和《卡斯评论》的担忧。

回顾历史，如果说哪些「游说团体」及「激进意识形态」最能「侵蚀医学」，那英语世界的宗教、政治及其他保守派团体是当仁不让地走在世界前沿的。保守派在性/别多元议题上累积了多种多样的话术，通过制造道德恐慌（moral panic）及散布仇恨来进行政治动员；而「孩子」则一直是保守派话术中的常客。 通过混淆「儿童」和「青少年」、客体化未成年人等手段激发公众的保护欲，保守派便能吸引抚养者或监护人的关注，进一步调动公众情绪。 在冷战期间的英语世界，任何不符合传统性别气质的人都可能被指控为「同性恋」，包括阳刚的女性、阴柔的男性，跨儿、性别多元者，甚至信仰与实践双灵信仰的美洲原住民。保守派通过玩弄「救救孩子」这一狗哨，不仅给性/别多元群体带来了社会生活上的污名、公共空间服务的排斥，也带来了刑事化罪名带来的执法暴力和所谓「科学的」精神医学的病理化。

研究美国保守社会运动及思潮的历史学家 Neil Young 在今年出版的《出柜为共和党人：同志权益/右翼的历史》（Coming Out Republican: A History of the Gay Right）中记录了一个事件：1977 年，在美国全国各地逐渐建立其保障同志权益的法案时，迈阿密却逆势推翻了当地的法案。这一标志性事件的背后是一个由反同、反女权的福音派原教旨基督徒阿尼塔·布莱恩特（Anita Bryant）创建的草根组织「救救孩子（Save Our Children）」。

迈阿密原本是一个有着活跃同志社群及文化的「同志游乐场（gay playground）」，但阿尼塔的「救救孩子」运动在当地的声量却越来越大。为了对抗「救救孩子」，迈阿密的同志活动家搬来了重量级救兵：被戏称为「天选（godsend）同志」的里昂那多·麦拉维其（Leonard Matlovich）。他是一位有着迷人南方口音、身材高大、气质阳刚、「正常而无害」的「美国男孩」；更重要的是，他出身南方天主教空军世家，是一名有着二十年参军经历、获得了铜星及紫心勋章的美国越战空军老兵。1975 年，他成为历史上第一位登上《时代》周刊封面的同志；在彼时的美国，他这样的同志不仅能让主流大众接受，也让宗教、政治等保守派难以攻击如此虔诚而爱国的「同性恋」。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天选同志」，却终究不敌「救救孩子」。这一口号乍一看和性/别多元群体毫无关系，但却成功地将「同性恋是恋童癖、儿童猥亵者和掠食者」这一污名散布开来。这背后其实是阿尼塔对同性恋者荒诞的指控：「同性恋不能繁殖，而为了壮大队伍制造更多的同性恋，他们只能攫取美国的青少年」。 这一指控被保守派接纳并广为传播，「救救孩子」也成为了经典的保守派狗哨，被用于推翻人权法案与污名化性/别多元群体。

在今天看来，这一毫无根据的说法只会惹人发笑，毕竟「同性恋」是无法「制造」的；然而，时至今日，依然有部分宗教保守派的心理学家及精神医师以「救救孩子」的名义通过早已被禁止的「扭转治疗」和「性向试改」以「制造」顺性别及异性恋，可见这一狗哨的影响之深远。

随着性/别多元群体及同盟长久而艰难的街头抗争与立法辩争，留给这些污名与陈旧的偏见的空间逐渐减少，这也导致表面平平无奇、实则隐含偏见的狗哨政治变得愈发重要。1967 年，经过十多年的争论，英国废除了维多利亚时期制定的同性性行为罪行；1969 年，纽约石墙暴动点燃了英语世界的性/别多元反抗运动；1987 年，美国精神医学学会的《第三版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修订）》开始逐渐移除同性恋相关的诊断。

然而，80 年代艾滋病的肆虐、各国政府的不作为及随之而来的污名让性/别多元社群挣扎在死亡、哀悼与歧视的泥淖中。这样的社会氛围为英国保守党政客创造了机会，彼时的党魁撒切尔再次通过玩弄「救救孩子」这一狗哨，于 1988 年成功引入并通过了臭名昭著的「28 条」（Section 28）。1987 年，撒切尔在一场提及了 18 次「孩子」的党内演讲中声称，「本应被教导传统道德价值的孩子们，却被教导他们拥有不可剥夺的成为同性恋的权力」。一年之后，在她与其他保守党政客以及反同保守活动家的推动下，英国国会通过了「1988 年地方政府法案 （Local Government Act 1988）」。该法案的第 28 条规定，地方政府不得在公立学校中「刻意推广同性恋」及「教授同性关系是一种可接受的家庭关系」。

这一条例中的「（向孩子）刻意推广（intentional promotion）」也是一则经典的狗哨：表面上似乎是规制某种具体的行为，但本质上是在排斥疑似性/别多元群体的人。因为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很难定义某种行为是在「刻意推广」某种性取向——撒切尔本人就时常在公众演说中常常刻意提及「同性恋」。而就算老师闭口不谈任何性教育内容，在大众传媒与电视娱乐工业时代成长的孩子们也有无数方法了解性及性取向。然而，任何被视作「同性恋」的同学或老师言谈举止、穿着打扮都会可能被视作在「刻意推广」；再次注意，这些人不一定属于性/别多元群体，但在此条例下，他们要么被迫矫正或隐藏自己的语气行为，要么被迫离开学校。BBC 在一篇回顾「28 条法案」的报导中写道，在这一条例生效期间成长起来的性/别多元孩子们，不得不面对一个在政府的纵容下愈发恐同反同的社会，因而也为自己的性取向及性别认同而感到羞耻，在学校里也常因此被霸凌。可见， 对于保守派而言，「孩子」只是「刻意推广」这一狗哨的一部分，用以散布对性/别多元群体的恐惧和仇恨；而孩子们的实际境遇，尤其是性/别多元的孩子们，保守派并不关心。

经过长达十四年的抗争，英国终于在 2003 年废除了「28 条」；同年，美国在全国范围内将同性性行为非罪化；近十年来，世界各国也陆续开始合法化同性婚姻。英语世界保守派意识到无力「扭转」公众对性/别多元群体愈发友善的态度，便又开始搬弄「救救孩子」这一话术；这次，保守派们则是要从同性伴侣手中「拯救」出他们生育、领养及抚养「孩子们」。此时，保守派对这一狗哨的运用亦更加娴熟，外加同性伴侣的生育、领养及抚养比起「卧室里的私人事情」是更加直接可见的议题，所以在围绕着同性伴侣的领养及抚养权的争议上，保守派成功激发了更大范围也更持久的道德恐慌。时至今日，这一争议仍在持续，也在深切影响着无数性/别多元家庭的家长和孩子们。为了争取能与异性伴侣相同的权益，同性伴侣及其（许多仍是未成年的）孩子需要奔波于医院、心理学实验室与法庭之间，在异性恋本位的法律、医疗制度及公众的审视下证明自己和孩子「是身心健康的」或与异性伴侣的孩子「没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差别」。2021 年美国心理学会（APA）关于同性抚养者的报告指出，在当下的美国，法官、立法者、专业人士及公众对同性抚养者们仍然抱有偏见，甚至会导致同性抚养者失去生活监护权、被限制探访及被禁止领养。

近十年来，跨儿及性别多元者（再次）成为了英语世界保守派的重点目标。《澎湃思想市场》在 2020 年刊登的学术播客《时差》的《酷儿、跨性别与情感理论》一集的文字稿中，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助研究员刘文向大家介绍了大卫·瓦伦丁（David Valentine）2007 年出版的《想象跨性别：一个类别的民族志》（Imagining Transgender: An Ethnography of a Category）；书中指出，

在1970年代，当我们看到同性恋从《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SM）里被去掉的同时，一个名为性别认同障碍（gender identity disorder）的疾病被加到手册中。所以，当美国主流社会开始去病理化同性恋，同性恋所剩下的这种被社会污名化的污点就开始被转化为跨性别的污点。

正如书中所言，保守派将原用于同性恋者的污名原封不动地倾倒在了跨儿及性别多元者身上：毫无意外，「孩子」也再次成为了保守派用以针对跨儿及性别多元者的武器。

「思想市场」与「歇斯底里」的跨儿

不知是否有意，在石墙暴动 55 周年纪念日之际，《澎湃思想市场》居然刊登了一篇通篇玩弄「未成年人」及其它狗哨政治的反跨奇文；石墙酒吧的黑人跨儿们在 55 年前想要反抗的偏见、歧视与不公跨越大洋，以狗哨政治的形式出现在了中国的「学术性媒体」上。

可能有读者已经留意到了，我们有意引用了不少《澎湃思想市场》上刊登的文章。这一「市场」里，既有介绍狗哨政治的时评，也有关于酷儿理论及历史的学者对谈，亦有《慕文》这种示范如何在跨性别议题里吹响狗哨的文章。这是因为，「思想市场」这一概念比单纯地让「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碰撞要复杂得多，其背后有着深厚的哲学、政治及思想史的脉络。 这个市场天然地更加欢迎一些在知识生产上有优势的人： 大学里任教的教职人员、研究所的研究者，以及在英语世界及欧洲大陆修读博士学位的人。 这些人当中有多少是跨儿及性别多元者？在这市场里，我们——曾经及现在的未成年跨儿及性别多元者——可以发出声音吗？

未成年的我们被自己的身体、身份与成长缠绕和困扰，还要面对家庭、教育、医疗与法律等制度的偏见；近年来又因为英语世界保守派的炒作而成为了世界范围内媒体和政治辩论的焦点。就在我们写下这篇回应时，本已将跨儿及性别多元者排除在外的奥运会仍然陷入了反跨舆论风波，而在英语世界乃至全世界范围内，本身就非常稀少的跨性别医疗资源也在不少《慕文》里的这些话术的推波助澜下被真正地「取消」。即便很幸运地不用面对性命攸关的情况，我们自己的声音要么是微弱而被忽视的，要么就是「歇斯底里」、幼稚而不可信的。

我们不关心作者个人在性/别多元议题上的立场或议程，但 我们鄙视这种对相关议题了解甚少却以「非政治化」为幌子玩弄政治话术的行为，也对不尽事实核查责任的媒体表示失望。 我们无奈地看到，跨儿及性别多元者们真实生命经历与能动性又一次被否定和忽视。我们非但没有权力「监管语言的使用」和「掌握政策的主导权」，或是「取消」任何人和媒体平台，还要在「真理越辩越明」的幌子下，被《慕文》与媒体拖入了英语世界保守派精心炮制的酱缸之中，被迫面对一篇术语翻译不连贯、定义模棱两可、引用断章取义、笔调夸张而耸人听闻的文章，尝试澄清一个又一个在大洋彼岸讨论与澄清过多次的狗哨政治话术。

我们指出这些并不是为了博得同情，或是实施某种「激进意识形态的同理心议程」，而是在天真地期盼各位在生产「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时，至少能做到为自己的知识论负责；在此之上，虽然可能是奢求或苛求，但或许可以更有反身性地进行知识生产。同时，我们也期盼媒体平台明察「言论与学术自由」狗哨话术，不屈服于保守派的攻击，尽力在混杂的舆论场中，履行事实核查责任。

写下这篇文章的我们是无比幸运的。 我们之中有太多的人，已经永远失去了读到这篇文章的机会。 如果说《慕文》中有什么真正看到了我们的地方，那只有一处：我们的「歇斯底里（hysteria）」。一如父权制以这一病症来描述失控而不顺从的女性，我们面对着这个对我们施以重重枷锁的世界，我们愤怒，我们悲伤，我们无力，但我们仍然反抗；我们骄傲地拥抱我们的「歇斯底里」，因为这是我们与你们同样宝贵的生命经历与能动性的一部分。

doi: 10.1177/0891243220965913.

doi: 10.1371/journal.pone.0214157.

doi: 10.1542/peds.2018-2162.

doi: 10.7759/cureus.35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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