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山之石 | 小说新译：三代情事（上）

【按】

在接下来的三期“他山之石”栏目中，我们将推送亚历山德拉·米哈伊洛芙娜·柯伦泰（Алекса́ндра Миха́йловна Коллонта́й，1872-1952）的小说《三代情事》，由Purple学术组成员Kay H根据俄语原文的英译本转译。小说的英译本可以在马克思主义网络文库中找到：

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kollonta/1929/great/ch03.htm

因全文较长，故只能拆分成上、中、下三期来进行推送，请读者谅解。

亚历山德拉·柯伦泰是俄罗斯共产主义革命家，在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中享有很高的声望。她的小说《三代情事》出版于上世纪二十年代初期，即苏维埃政权刚刚建立的时期，收录于她的小说集《伟大的爱》之中。《三代情事》是柯伦泰最著名的、最惊世骇俗的文学作品，更是苏维埃俄国初创阶段前卫艺术的代表。小说展现出的性观念和感情观念极为大胆、前卫，因此甫一出版就立刻在苏维埃俄国乃至资本主义世界引起了巨大的争议。即便是在近一百年后的今天看来，这篇小说仍旧是非常先锋的作品，对今日的人们探索亲密关系的新可能不无启迪。

《三代情事》于上世纪二十年代被译介至中国，最初译名为《三代的恋爱》，沈端先（夏衍）、周起应（周扬）、李兰等左翼知识分子都进行过翻译。考虑到近百年之前的汉语语言习惯与今天差异很大，我们选择将这篇小说重新译出，而不是根据已有的译本进行录入。祝各位读者阅读愉快。

三代情事（上）

亚历山德拉·柯伦泰

Kay H 译

一天早上，我到办公室后，桌上一摞私人和公务信件中，一个厚信封立刻吸引了我的注意。我想着这里面可能有张报纸，便打开了它。是一封信，一封洋洋洒洒的长信。落款……奥尔加·瓦塞洛夫斯卡娅。我沉思着端详这封信。

据我所知，奥尔加·谢尔盖耶夫娜·瓦塞洛夫斯卡娅同志是苏维埃共和国的一名组织干部，身居要职。我也知道，对于我当时正在从事的妇女工作，她是毫无兴趣的。到底是什么促使她写这封无休无止的长信？我又看了一眼信封，发现“纯属私事”四个大字写在角落处。

“私事？”女性讲私事的信多半意味着家庭悲剧，寻求建议和理解。难道奥尔加·谢尔盖耶夫娜，那个冷静、自立的女人，也会……？这不可思议！

眼下我无暇读这封信；有紧急事务亟待处理，而这封信这么长，这么严肃，显然不能匆匆一瞥。但我在工作时，思绪不由自主地飘回到这封信和其作者上。

我回想了为数不多与她见面的场合——总是以公职身份。我想起她待人接物时一板一眼、无人情味、甚至讳莫如深的态度；我也记得她作为俄国女性来说，处理公务时效率非凡。有一次，我还结识了她的丈夫：他以前是工人；尽管他可能没有他妻子那么广为人知、受人尊敬，但他看起来坦率又讨人喜欢，所以走到哪儿都受人爱戴。他们隶属于同一组织，她是他的上级。他比她年纪小一点。也许这场婚姻……但是他们看起来总是如此琴瑟和谐，无论一起走到哪儿，都让人对他们的和睦和友爱印象深刻。他毫无保留地仰慕她。

我记得有一次，当着我的面，他说：“但你既然知道了奥尔加·谢尔盖耶夫娜对于这件事的看法，为什么还要继续争辩？”对他来说，她是绝对权威，无可置疑。

她也极其喜欢他，但更多是种母性的慈爱。我想起来还有一次——那是在一次代表大会上，我们两个都是代表——当她得知丈夫生病了时，神情轻柔起来，那拒人千里的寡言和严厉荡然无存。他经常生病。或许就是因为他体弱多病，老让她提心吊胆，她才逐渐变得平易近人。但她为什么要写信给我呢？为了寻求同情？她这种女人，要是没什么更严肃的理由，是不会写出这样的信的。

当晚我回到自己房间后，才有机会仔细阅读这封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的信。

“我以一个同志的身份，私下里给你写这封信。我写信给你，是因为你是一个女人，而且我知道你经常面对这类问题。我现在抑郁不已，或许你能帮我找到解决之法。

“我活了四十三年，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荒唐，一无所措。

“你所认识的我是个高效的干部。我知道自己在一般人眼中总是严肃、迂腐的。不知道你能不能把我想象成爱情悲剧的女主角——一出普通、琐碎、杂耍表演似的悲剧？正因为它无足轻重，才让人更难忍受。我之所以能来找你倾诉，完全是因为我觉得它仅仅是表面上无足轻重，实际上我目前的痛苦背后存在着更重要、更深层的意义。要是这纯属私事，那么我会尽量自己忍受，但是我确信，我的经历是俄国现在礼崩乐坏的直接后果。天才伟业确实存在，但同时却有人暗中作恶。

“我相信我的经历并非个例，这让我不寒而栗，十分恶心。我是不是错了？我的生活观是不是还充斥着过时观念？被推翻的资产阶级的偏见是不是还在控制我的想法，所以我才会用扭曲的眼光看待一个完全自然的局面？我的女儿坚持这样认为，而我的丈夫嘉布科夫同志也同意她的看法。谁是正确的？他们，还是我？请帮助我找到出路，如果我错了，如果确实只是资产阶级偏见导致了我的惊恐，请你告诉我。”

信在这里停住了。在新的一页上，奥尔加·谢尔盖耶夫娜以一种更平稳、显然更克制的笔调，继续写道：

“我想要立即向你讲述这个悲剧如何折磨着我的灵魂，但如果我只是告诉你最近发生的事而不提过去的话，你便会对我的心路历程产生歪曲的印象。你会容易在某些肤浅的事情上小题大做，难以认识到这些事其实与我的痛苦毫无关系。这悲剧并不是那种女人没了爱人的陈词滥调；事实远要更复杂，更痛切。我也并非不能理解发生了什么。只是这背后的动机……动机……我恳请你保持耐心，把我的信从头读到尾。请记得，写信给你的是一个极度苦恼、痛苦的同志，正寻求其他同志的建议和帮助。”

处处有修改的痕迹。这里，她划线删除了一整段文字。在下一页上她继续写道：

“你还记得我的母亲，对吧？她还健在，负责N省的一所巡回图书馆，也是该省公共教育协会的一名重要成员。”

我清楚记得她的母亲玛利亚·斯捷潘诺夫娜。她是一位典型的90年代宣传人员，出版科普读物，翻译社会主义手册，不屈不饶地致力于公众教育领域。在她那个时代的自由派政治工作者中，她广受尊重和爱戴，地下革命者也因为她不止一次地大力帮助他们，而对她十分敬重。她广交朋友，广受仰慕。

她的政治观点接近俄国民粹派▼1，但她在政治上并不活跃。为穷人和农民提供书籍、开办学校和图书馆，这才是她的兴趣所在。我收到她女儿的这封信后不久，她便去世了。虽然她生前从未参与任何政治党派或劳工组织，但当地劳工组织、苏维埃代表和党代表都出席了她的葬礼。

▼1民粹派：十九世纪中叶至二十世纪初俄罗斯的一个政治派别，以鼓吹村社社会主义而闻名，在俄国革命史上有一定的影响力。——译者注

她是个高挑苗条的女人，面容姣好又盛气凌人，五官生动，眼中透露着智慧。她的人格让人肃然起敬——的确，那些不如我们了解她的人会怯于见她。她说话简洁精炼，声音沉稳清晰；双唇间常常叼着烟。她衣着简朴，穿衣风格总是我行我素，毫不关心当下风尚。尤其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她的双手，那么美丽，那么精心地护理着——真是一位“女士”的双手。她的无名指上总是戴着一枚镶着深色红宝石的大金戒指。

“你可能不知道”——我收回思绪，继续读奥尔加·谢尔盖耶夫娜的信——“我母亲年轻时也曾经历过一段不幸的爱情，她从那段感情中走出来时——确切地说，是她进入那段感情时——是带着她自己一套关于性关系的非常明确的道德准则的。对于所有行为不符合她准则的人，她都不留情面地予以谴责；她发自内心地鄙视他们，尽管广义而言，她总是善良且高尚的。但是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她偏狭到了迂腐的程度。

“外界一般认为，我跟她因为政治分歧而变得形同路人。这并不是事实。我的人生故事伊始，我和她在男女关系中什么是对的、什么可以允许这一问题上就起了冲突。

“我母亲违背她父母之意，嫁给了一名军官。作为军团指挥官的太太，她婚姻美满，生了两个儿子，人们都把她当作模范主妇。

“但好景不长。军官们的生活都如死水一般，唯一显著的特色便是奢侈铺张。她天性活泼，难以忍受这种生活。你知道，我母亲一直以来都精力无穷。她所接受的教育程度远超与她同阶级、同时代的女孩们，她博览群书，出过几次国，与托尔斯泰常有热切通信。你肯定能理解，过不了多久，地方上一个小军团的指挥官就不能令她感到满足了。她与地区医生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相识，实是命运的安排。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也就是我的父亲，或许就是契诃夫哪本小说中一个人物的现实化身；他带点困惑的理想主义和不懈探索未知的精神，正是那一时代俄国知识分子的共同特征。他有着俄国人那种对于美食和舒适生活的热爱，也像典型的俄国人一样，在面对现实生活的磨炼和沉浮时无能为力。他英俊潇洒，体格健壮；我母亲推崇的书他也爱看。他在谈到穷苦农民的苦难时总是唏嘘感伤，也想要到生活艰苦的群众中去；对于大规模建立图书馆、开办学校、开展教育工作，他满怀柏拉图式的理想。

“该来的总会来。一个燥热的夏夜——那时指挥官去指挥军事演习了——我母亲在我父亲怀中，他们脚下的草地上还放着一本关于新西兰巡回图书馆的书，尚未翻阅。

“我父亲当时似乎并没有觉得这场随随便便的仲夏夜‘诗意之梦’将会扭转他的人生坦途。在私人关系上，他渴望绝对自由。而且，他的管家还是个年轻、漂亮又健壮的农民寡妇。

“但是，就像我之前说的，我母亲在这种事上主意非常明确。她从没想过要压抑爱意，或者要向外界和她丈夫保密。这是因为，她一向相信并主张爱的权利优先于婚姻。对她来说，爱情是神圣的；不把爱情当回事才有损尊严。

“母亲相信谢尔盖就是她心灵、头脑、灵魂所寻找的完美另一半——既是她狂热爱恋的男人，又是她深深尊重的个人，还是能够与她携手致力于公众教育的伙伴。

“要解决眼下困境，她能想到的办法只有一个——立刻与指挥官分手。她要按照自己的意愿重建生活，将邻居的流言蜚语置之不理。因此，第二天早上，母亲叫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来见她，带他到椴树遮荫的小路上，把她写给丈夫的那封短暂而坚决的信读给他听；信中她以自己特有的坦率，告诉丈夫发生了什么，并要求离婚。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目瞪口呆。他没料到事情会发展得这么快。他支支吾吾说了什么要保护母亲名声之类的话，让她别忘了她的两个儿子。母亲非常惊讶，但仍固执己见。由于她当时美得摄人心魄，而我父亲正处于热恋期，他们的谈话以又一次拥抱告终。这更让我母亲决心要立刻解决眼下的局面——这对她来说不可思议的局面。

“但这并没有看起来那么简单。可怜的指挥官爱她爱到不能自已，大为光火地赶回家，生硬地拒绝考虑离婚。让他妻子非常惊讶的是，他满口尽是些毫无用处的埋怨，一会儿威胁要自杀，一会儿又说要杀死那医生，过了一会儿又央求她回家，哪怕只是当一个管家和母亲也好。

“母亲对他深感歉意，但是她爱那个她认为与自己灵魂相通的男人，这爱意胜过怜悯。母亲最终发现，再怎么解释也不能让她丈夫听进去任何道理，于是打点了行李，带上她的钱和书，亲吻了儿子，没向指挥官告别就走了。

“这场婚外情让政府震惊了很久。我母亲得到自由派的支持，他们认为她为了一个地区医生而抛弃指挥官，乃是向当下制度抗议的壮举。当地报纸印了一首赞颂她的诗。当地一场晚宴上，有人提议为‘敢于卸下传统婚姻的枷锁、与工薪阶层共命运、为人民服务的巾帼英雄们’干杯。

“她一在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家里站稳脚跟，就开始致力于实现长久以来的梦想——建立公众图书馆。我父亲像个契诃夫笔下的主人公一般，全力支持她。那时，俄国正遭遇最黑暗的反动时期，但是母亲以她一贯的坚韧为理想斗争，从地区法官到省长，她都一一拜会；她还去到圣彼得堡，在一切可能的地方用上她的个人影响力，永不言败。

“那时，正当他们的计划就要实现时，我母亲和她那稀里糊涂、胆战心惊的丈夫遭到逮捕，被迫流亡到一个偏远地方。我就在那里出生了。

“就算在流亡期间，母亲的热情也丝毫不减。她建立了一个自学组织，为一系列图书馆打下了基础，自己也教书育人……

“我父亲却闷闷不乐，逐渐发胖，健康状况和心理状态都不断恶化。

“尽管如此，当他最终结束流亡回来时，他作为坚定革命者早已声名远扬，他也开始在地方上组织活动。母亲以重燃的热情，投身于公众教育事业。我父母的生活似乎终于安定下来……直到有一天，母亲撞破她那几乎秃顶但仍旧帅气的丈夫和挤奶女工阿丽斯查在一起，场面毫无疑问有伤风化。

“我父亲试图辩解。但是情况比他想象得更复杂。阿丽斯查怀孕了。

“母亲毫不迟延，理了行李便带我前往省会。她给我父亲留了一封信，信里她要求让阿丽斯查的孩子衣食无忧，并告诫他不要饮酒，那时酒精对他味觉的影响越来越大。她小心翼翼地不抱怨，不指责。这都是多年后我从母亲自己口中得知的，那时她把她的故事讲给我听，希望能够以此影响我的决定，把我引回到她认为的唯一光荣的道路上。

“在我的印象中，母亲总是以可敬的意志力面对命运的安排。我从没见过她流泪，尽管她一直爱着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并且一生都忠贞于他。

“在省会，我母亲开始组织一系列科普书籍的出版，她因这项工作而享誉全国，名声经久不衰。

“我跟她住，很小就对革命者圈子的想法和活动熟稔于心；‘被禁文学’就是我十二三岁时的读物。对于违法行为和违法人员，我视之如家常便饭。

“我们生活节俭，几近清苦，家里总是洋溢着勤劳奋斗的氛围，心中满是理想和‘新起点’。十六岁时我第一次被捕，母亲为我自豪至极。

“这就是我早年的成长环境。但是，早至那时，我的想法就已经开始和母亲分道扬镳了。我强烈倾向于马克思主义，但是母亲依然认同民粹主义。在与革命者一起工作时，我结识了战斗组织的一名重要成员。可以说，他是我的上级，还有一段‘过去’。母亲摇头反对，认为我太年轻，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又觉得我最好再等等。她担心我继承了我父亲对待风流韵事的轻浮态度，但她最终还是勉强让步了。我和他跟母亲住在一起，同时两个人都继续工作。但我们并没有结婚，因为我们从根本上反对婚姻制度。

“我丈夫是‘非法’的，不久我们就被捕了。一些朋友动用影响力使母亲得以释放，而我和丈夫则被迫流亡。

“我担心这么长的开场白会令你厌烦，但是不说的话，你就无法明白我现在的痛苦。我希望你理解这个事实，不要忘记——我是玛利亚·斯捷潘诺夫娜的女儿，也是她的门徒！幼年时吸收的想法，并不会仅仅因为不合逻辑就能忘记。

“因此，我恳请你耐心一点，继续读这封长信。现在，我要讲述第二代的悲剧了。

“我成功从流亡中逃了出来，丈夫却还留在那里。我逃到圣彼得堡，为了掩藏行踪，朋友们安排我作为私人女教师，住在一位富有的工程师M先生家中。自从学生时代起，M就或多或少对于马克思主义运动有所接触。

“在这个奢华的家中，每个人都依据自己的心愿和倾向来生活。总体上说，除了现下艺术剧场的演出，或是鲁贝尔的最新画展，他们对于政治问题就没有什么兴趣了。对他们来说，政治只是客厅聊天时的有趣谈资——仅此而已。

“我之前从没有接触过这种气氛；这气氛很诡异，我在心里对它百般厌恶。住在那里的第一晚，我就陷入了与雇主的激烈辩论。之后我才发现，我那时的语调完全够不上公认的礼貌沙龙谈话的标准。我记得我们讨论了伯恩斯坦▼2。我非常愤怒，又羞愧于自控不足，因此几乎整夜无法入眠。不知为什么，我尤其厌恶我对他发火时，工程师M先生投向我的目光——既是嘲弄，又带着点奉承。很奇怪，这男人身上有些地方令人兴奋。他的本性无疑是肤浅而令人不快的，但是他又让人着迷，使得我一次又一次想要接近他；我拼命地迫使他接受我的观点，劝说他信奉我们的原则。

▼2 伯恩斯坦：爱德华·伯恩斯坦，德国社会民主党内修正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译者注

“他的妻子是个穿着蕾丝和裘皮的瓷娃娃，有五个强壮健康的孩子，她真心地把丈夫当偶像一样崇拜。她会经常笑着向我们保证自己的婚姻可没有什么七年之痒——她与丈夫在一起越久，越是深爱他。

“她如此自鸣得意，这家人如此自负地展现出家庭和满的一面，这激怒了我。丈夫始终如一地忠于娇妻，一直对她嘘寒问暖，这让我恼火到几乎生出恶意。我会故意说些羞辱自由主义的话，说它如何浅薄；我嘲笑资产阶级的快乐之餍足，嘲笑他们的存在之微不足道。我把我之前的见闻和经历一一告诉莉迪亚·安德列杰娃，那个迷人又脆弱的小女人，并且不止一次使她声泪俱下。

“‘你为什么要做这种事？’那位工程师会略带责备地问我，但是他的眼神里分明带着钦佩。

“我对他们两个的恨意强烈地怂恿着我胡作非为，哪怕只是导致他们冷不丁被警察问话也好，这样就能打破他们心安理得的安逸生活。

“我想离开他们，但这完全没有可能。他们家对我来说不只是个避难所，而且还为我提供了一个便利的聚点，在这儿我就可以密切了解我的同志们的工作进展。他们听到我说要换个藏身地时，愤然提出反对，要我给出理由。

“‘你干什么要和他们有任何瓜葛？’当我试图解释时，朋友们就这样问道。‘离他们远点。’但那我也不可能做到。我跟中了魔咒似的，极度痛恨那雇主自满又帅气的样子，痛恨他嗓音刺耳，走路随意。连着几天见不到他时，我就会因神经紧张而痛苦异常。要是失去了哪怕一点点他的注意，我就会苦恼得难以形容。

“但是我们一见面就争吵，吵到两个人都声音沙哑，然后竟然互相说些不入耳的刻薄之语。在外人眼里，我们互相之间根深蒂固的恨意肯定显而易见。

“第二天晚上，他人在场时我们激烈争吵，只有两个死敌在为自己根深蒂固的信念辩护时才会吵得这么凶。客人走后，M邀请我乘他车去“群岛”上，那是圣彼得堡一个广受欢迎的游乐园。那时正是春天——极昼之季。他的妻子坚持要我去——她似乎觉得这个点子很有意思。她从没有把我看作过她的潜在情敌。

“我的生命之结就此系上了。

“那时我党遇到了极大的困难，我全心全意扑在工作上，专心致志履行职责。每一天我都茫然度过，一次又一次推迟对我的未来道路作最后决定。我以时间不足为由，为自己开脱罪名。M太太则准备带着孩子去南方。

“也许你会觉得难以置信，在那焦躁不安的几周中，每每想到我的丈夫，我总是满怀柔情和思念。我使劲浑身解数，只为了使他得到释放。

“如果那时有人问我到底爱谁，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我的丈夫，也是我的朋友。但是要是让我离开M，那我宁愿去死。他对我来说是个陌生人，但是我又觉得与他难以言喻地接近。我厌恶他的目光、他的习惯、他的生活方式，但是我又爱他的一切弱点和愚笨，尽管他根本不是我所爱、所崇拜的男人类型。

“我们谁也没有在这段爱情中感到快乐，但是一想到要分开，我们又都痛苦无比。我不能理解，我到现在也不能理解，自己身上到底哪一点吸引了他。那时我几乎毫无魅力可言，也不懂怎么穿衣打扮，甚至对服饰都没什么兴趣。我行动笨拙，缺乏女人味。即便如此，M还是爱我，好似他从不曾爱过他那备受宠爱的妻子。

“整个夏天，我们都呆在那空寂的房子里——真是一个恼人的夏天，我们对彼此的感情矛盾至极。两人都不快乐，也都没有试图掩藏自己的不满。你能理解吗？就是这种不快，比起我们这段关系中的任何其他因素，都更使我们互相接近。